长期以来，德国以先进的工业闻名于世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德国人曾经引以为傲的企业因为种种原因正在迁离德国。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以及俄乌冲突的影响下，德国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甚至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而自2021年年底上台以来，德国三党之间就一直因为在经济、能源、财政等多个领域的政治理念存在根本性分歧，内部矛盾日益加剧。

本月，德国政坛的一系列变动震惊世界。由于德国财政预算案和经济政策走向分歧引发执政联盟崩裂，原定于明年9月举行的大选可能提前，德国总理朔尔茨面临党内“让贤”压力。而鉴于新政府的行动余地堪忧，加之“特朗普2.0”很可能举起的关税大棒，想要走出经济困境的德国，注定要面对一条艰辛而又曲折的道路。

瓦解

朔尔茨近日宣布解职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林德纳遂率自由民主党退出本届联合政府。朔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自民党、绿党组成的“交通灯”执政联盟宣告崩裂，政府在联邦议院沦为少数。

导致执政联盟瓦解的导火索，是社民党与自民党就2025年财政预算案和其他经济政策走向分歧严重。林德纳提出的一份政策文件要求政府经济政策“转变基本导向”，主张严格执行宪法“债务刹车”条款、削减福利保障项目以大幅节省开支，反对增税。社民党则希望抬高债务上限、加大政府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

朔尔茨说，解职林德纳是因为对方阻碍政府就财政预算案达成一致。林德纳则将联盟破裂归咎于朔尔茨，驳回他对重振经济的建议，认为对方提出的方案“全无力道和雄心”。

而德国执政联盟的瓦解可能对一系列经济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以养老金改革为例，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养老金监管机构近日发布的初步报告显示，2025年德国的养老金涨幅预计为3.5%，低于今年的4.57%。

分析指出，德国执政联盟解散也可能对养老金改革产生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计划中的养老金改革方案能否顺利推进。养老金问题也可能会在明年的提前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大约三分之一的德国选民已经达到退休年龄。

在不断增加的国内压力下，朔尔茨不得不将原定于明年1月的不信任投票提前至12月16日。如果他未能赢得信任投票，德国将于明年2月23日举行提前选举。

根据民调，目前在野的德国基民盟/基社盟很有可能在大选后成为第一大党，并获得组阁的权利。最有可能与之组成联合政府的是社民党。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两大党的得票率是否足够达到多数，是否需要再次组成一个三党联合政府。

外迁

德国当前的政治危机并非偶然。事实上自2021年年底上台以来，三党之间就一直因为在经济、能源、财政等多个领域的政治理念存在根本性分歧，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朔尔茨政府面临经济低迷、制造业衰退、三党内部经济财政政策分歧严重等压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称，首先，联盟内部的经济政策分歧尤为突出。自民党主张严格遵守“债务刹车”，坚决反对通过新增债务来应对预算缺口，并提议削减福利、减税等措施。这些主张与社民党和绿党推崇的强势政府支出和气候政策严重冲突。

与此同时，经济衰退和税收下降带来的预算压力不断增大，进一步激化了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过去几年，德国经济面临多重压力，持续的官僚负担和劳动力短缺困扰国内经济发展；而俄乌冲突后能源价格飙升，企业生产成本和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涨，国防支出持续增加，也令财政承压。

而欧盟官僚主义负担沉重、德国政府决策前后不一致都让德国企业更加不容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可靠的（政府）决策，而不是180度大转弯。”德国通风、空调和工程系统制造商施乐百（Ziehl-Abegg）首席执行官约阿希姆·莱说，“这种来来回回给德企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种种因素交织，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特别是能源密集型的大型工业企业正在计划减少生产或将生产迁往海外。德勤咨询公司在9月12日至10月2日期间对185位德国大型企业首席财务官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德国企业未来计划增加海外投资，并减少在德国境内的投资。

调查显示，目前有82%的受访者将德国视为主要投资地，但对于5年后的德国，仅63%的受访者认为本土市场最具投资吸引力。这些受访者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其他欧洲国家、美国以及亚洲市场。该调查表明，那些尤其受能源和人工成本影响较大的行业，正在考虑将生产转移到国外。

无独有偶，近期德国工商总会的一项调查同样显示，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能源密集型的大型工业企业计划减少生产或将生产迁往海外。调查还显示，自2022年以来，认为过多的官僚主义阻碍转型进程的公司比例上升至61%。批评规划和审批程序冗长的公司比例也达到48%。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德国企业外迁将对德国经济产生多方面复杂影响。其中，企业外迁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导致德国的工业产出和就业岗位的减少。

崔洪建表示，在此情境下，德国政治要解决当前困境，并非仅通过提前选举或基民盟赢得选举并重组政府就能轻易达成的任务。

困境

严峻挑战下，德国正进一步陷入经济困境。德国联邦政府预测，2024年德国经济将萎缩0.2%，这意味着继去年萎缩0.3%后，德国经济可能连续第二年陷入衰退。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德国在41个发达经济体中的增长排名已跌至第39位。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表示，德国经济衰退背后，既有临时性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临时性原因主要源自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对俄能源严重依赖的德国面临能源供应紧张，随之引发高通胀，导致成本上升、居民消费受创。由于能源价格暴涨，德国企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企业成本陡增，停、限产以及外迁、裁员等累及整体经济。

结构性原因主要来自德国经济模式的根本性问题，存在一系列结构性弊端。丁纯表示，创新潜力不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合格劳动力供给不足、受乌克兰危机影响能源转型道阻且长，这一系列因素使德国经济面临严重挑战。此外，世界需求疲软等外部环境因素也加剧了经济困境。

丁纯认为，于欧洲而言，德国经济失速会使欧洲其他经济体发展动力不足，需求不振，影响其他经济体发展。同时也使欧央行遭受降息压力，欧盟经济政策协调变得愈发困难。对德国自身来说，持续性停滞会使原本经济转型更加艰难、复苏更加缓慢，部分制造业将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

去年年底，德国政府突然宣布终止电动汽车补贴计划。BBC称，这不仅影响了德国电动汽车的销售，还给德国能源转型的目标造成打击。德国时间9月30日，在公布净利润下降63.8%的财报后，大众汽车宣布史无前例的重组，计划关闭至少三家德国境内工厂、裁撤数以万计员工并收缩其在德国所有剩余工厂规模，同时要求14万名工人集体降薪10%。这是大众汽车第一次考虑关闭国内工厂来降本保利。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与巅峰时期相比，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已下降6.5%。

另外，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也引起欧洲的担忧。欧洲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上任后将会采取增加关税政策，从而对欧盟的出口产业产生消极影响。近期欧元对美元加速贬值，也可能使欧元区出现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北京商报记者 赵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