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当地时间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奖项揭晓，三位美国经济学家荣获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殖民时期贫穷的国家往往引入了包容性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普遍繁荣。诺贝尔奖委员会评价称，“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三人共享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三位经济学家研究表明，各国繁荣程度不同的原因之一是殖民时期引入的社会制度。在殖民时期贫穷的国家往往引入了包容性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普遍繁荣。这也是为什么曾经贫穷的殖民地现在变得富裕，反之亦然的重要原因。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评价称，“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声明还称，今年的获奖者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三位的研究能够证明制度与繁荣之间的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可以解释为什么制度的差异会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如何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获奖者均来自美国的大学，将平分1100万瑞典克朗奖金。据诺贝尔奖官网介绍，阿西莫格鲁，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992年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目前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西蒙·约翰逊，1963年出生于英国谢菲尔德，1989年获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曾在2007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詹姆斯·鲁滨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60年出生，1993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从制度看增长

事实上，从制度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并不是很新颖的观点。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新经济史学家”就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各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并试图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归因于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

但是，早期“新经济史学”的研究大多还是停留在“讲故事”的层面上，虽然他们引述了大量的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由于较少使用现代经济学中通常使用的计量研究方法，因此其分析思路就显得不甚严谨，一些观点也难以验证。

为此，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查阅了早期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殖民的记录，统计了殖民者在非洲各地殖民时的疾病死亡率。通过精密的统计分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发现，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在后来一篇论文中，他们讨论了拿破仑战争的长期影响。由于在拿破仑战争后，一些国家原有的封建制度被摧毁，法国式的民主、法制和产权保护制度被强行引入；而另一些国家则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封建制度。如果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论述是对的，那么前一类国家将会表现出更好的经济增长。通过大量的计量分析，这一论述也得到了验证。

后来，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一起将他们的这些研究总结成了一本书——《国家为何失败》，书中回答了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他们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

此外，阿西莫格鲁与西蒙·约翰逊还共同撰写《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鲁滨逊曾合著《权力与进步：我们为技术与繁荣而进行的千年斗争》。

怀疑AI

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瑞典中央银行（Sveriges Riksbank）为纪念诺贝尔奖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了经济学奖。自1969年至2023年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发55次，诞生93名获奖者，其中3位女性获奖。此前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颁给了关于因果关系分析、金融危机应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彼得·加登福斯曾表示，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并不高深莫测，它们能把经济分析变得更“符合人性”，“帮助人们作出更好的经济决策”。

例如，在今年诺贝尔奖被AI“席卷”时，阿西莫格鲁却是AI的怀疑者。他指出，技术具有双重潜力，它既可能改善社会福利，也有可能加剧不平等。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并不是自动带来广泛的社会繁荣，很多技术革新最初的受益者往往是精英阶层和资本所有者，而普通工人和中低收入阶层则可能被边缘化。而AI这种新技术，同样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这两种影响。

为了研究AI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他和合作者一起发表了十几篇相关的论文，并在新书《权力与繁荣》中对这些研究的结论进行了总结。在书中，他将技术应用分为两类：“善用技术”与“滥用技术”。

在他看来，当前AI的发展方向似乎更倾向于自动化，即替代人类劳动，而不是增强或补充人类劳动的能力。这种技术路径可能会削弱中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加资本所有者和技术开发者的财富，因而会带来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与此同时，AI技术还会带来侵犯隐私、破坏民主等诸多负面的影响，因而如不加以干预，它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滥用技术”。

阿西莫格鲁提醒人们，AI技术的进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还会带来权力结构的改变。当前的AI革命可能会进一步集中权力于大科技公司和富裕精英，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他呼吁应当对AI技术进行更民主化控制，并制定适当的规制和政策对其进行管制。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应通过税收、再分配和政策干预来平衡技术带来的不平等影响，防止资本进一步集中。

北京商报记者 赵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