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行业，大家都焦虑重重的。”提起最近在公募的感受，周涛（化名）有些无奈。据周涛的亲身经历，“今年已过半，年终奖还发吗？”这一疑问成为近期行业讨论的焦点。有公募从业人士透露，如今行业年终奖整体节奏都在延后。往年公募年终奖集中在年后的3、4月，而今年已经到7月，有机构依旧没发年终奖。与此同时，降薪、退薪的“小作文”，投资者不满的情绪表达也从未停歇，时刻挑动着公募人紧绷的心弦。

薛定谔的年终奖

年终奖，本是公募“打工人”一年到头来的激励，如今提起，却成为忧心处。

某大型公募从业人士王慧（化名）向北京商报记者坦言，公募行业年终奖整体节奏都在延后。往年大多集中在年后的3、4月，5、6月发已经算是延迟的了，而今年已经到7月，有公募依旧没发年终奖。

对于年终奖的发放节奏，王慧进一步表示，一般而言，公募不同职级的员工，年终奖递延情况不一样，最基层员工分两笔发放，部分员工级别较高，可能每年要递延三次，投研岗、基金经理或高管则可能会拉长递延的时间线。作为基层员工，王慧的第一笔年终奖已如期发放，但第二笔年终奖却还未到账，且未公布具体的时间。另外，2023年年终奖的发放时间与往年相比稍微延后，比例也存在一定的变化。

“事实上，我们公司的‘打工人’在内外部的情绪带动下，心里已对年终奖的调降有些预期，但同时也很担心后续的年终奖是不是就没有了。”王慧表示。

在市场持续震荡、公募行业整体表现不佳的背景下，“王慧们”似乎已经做好了年终奖缩水的准备。在中型公募任职的周涛指出，“公司年终奖还未发放，不过往年发放的时间也相对较晚，大家对年终奖都有一定的降薪预期，也焦虑不动了”。

沪上某公募市场人士亦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往年年终奖基本在年中发放，今年可能会更晚一些，身边的公募从业者都对降薪有预期，所以情绪也算是稳定。“但我个人预期并没有很乐观，因为具体到考核标准看，年终奖发放额度主要与年度考核、KPI完成情况相关，此外，还会叠加各级领导的主观赋权。我能明显感觉到年终奖的考核标准比往年更加严格。”

不仅如此，高考核标准的“风暴”也卷向了行业“舵手”。上述公募市场人士进一步表示，“还未听说公司内部基金经理存在降薪的情况，但内部准绳应该是拉得更紧了”。

他表示，公司已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基金经理的考核，并下发了内部的明文标准，包括业绩标准、预警线等，更加注重对基金经理业绩的持续性跟踪。对于中长期业绩不达标的情况会更快地做出反应，及时与相关基金经理沟通，最严重的情况则是要求基金经理离任。

板上钉钉的降薪

除了未能到手的年终奖，愈演愈烈的降薪、退薪传闻也在时刻挑动着公募人紧绷的心弦。7月，市场传出一则关于“国投瑞银基金降薪、退钱被外资股东瑞银否定”的消息，再次吸引全行业目光。事实上，年初以来，有关公募基金降薪、基金经理限薪、停发年终奖的传言从未停歇。

6月，有市场传闻称，某央企要求旗下公募基金公司在6月底至8月中退回2023年发放的超过290万元的资金，且不区分奖金归属期、是否属于往年递延。无独有偶。5月，另有媒体报道称，已有多家公募上报薪酬方案，其中银行系公募降幅明显，有机构上报的年薪上限仅120万元，也有机构上报的年薪上限为200万到500万元不等。4月，还有传闻称，“基金、券商限薪已经开始，上限300万，博时基金、招商证券已经正式发文”。对此，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上述机构，但对方表示并不知晓。

某头部公募从业人士坦言，市场流传的小作文太多了，但真假难辨。不过成本压缩和降薪应该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监管已将目光对准公募行业的薪酬体系。2022年6月，中基协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提及，基本薪酬与绩效薪酬应当保持适当构成，避免因薪酬结构不合理可能引发的风险隐患和冒险行为。

2024年3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在加强从业人员管理中更明确提及，配合相关主管部门持续完善行业机构薪酬管理制度。

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求，完善与经营绩效、业务性质、贡献水平、合规风控、社会文化相适应的证券基金行业薪酬管理制度。坚决纠治拜金主义、奢靡享乐、急功近利、“炫富”等不良风气。

而作为从业者，公募机构人员显然对降薪的风声更为敏感。王慧坦言：“最早听说要降薪，其实是从降费开始的。从去年7月，整个行业开启的打折降费潮已经让业内嗅到了一些降薪的苗头，叠加近年来公募业绩偏低迷的状态，绝大多数行业机构的收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在公司经营发展的考虑下，降本增效已是必然。”

正如上述观点所言，据同花顺iFinD数据，数据可取得的56家公募中，36家公募2023年净利润较2022年同期缩水，占比超过六成。不仅如此，红塔基金、中海基金等多家公募更延续此前净利润亏损的情况。换句话说，自2023年7月开启的公募基金行业费率改革工作，在全面让利投资者的同时，或也令多数公募步入“阵痛”时期。

“已经不记得最初是何时听说的行业降薪，但这两年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心理预期。更深的体会是，原来大家都觉得行业发展是蒸蒸日上的，现在则可能是焦虑重重的。”周涛感慨道。

业绩是解决窘境的根本出路

令从业人士焦虑的，不只是落到实处的降薪，还有层出不穷的传言和投资者不满的情绪。“到底有没有好好做产品？亏损这么多好意思拿高薪吗？”“白拿高薪却做不好主动管理，就该降一降。”

对于当前市场的情绪，业内人士亦有着诸多无奈与不解。“每个行业的成长都一定会经历波折，”周涛直言，“以前，你会觉得资产管理行业是一个大趋势。但现在自身的从业感受却是举步维艰，面临着降薪、其他行业或投资人的不解，作为打工人只能自己调整心态。”

在南方某公募市场资深分析人士看来，当前部分投资者对行业失去了信任。不过，回顾公募行业最早成立的产品，几乎均为主动权益类产品，这也是公募区别于其他资产管理机构的一大重要定位。其中，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都有较高的权益基础仓位，在市场普遍调整时，相关基础仓位也无法避险。部分投资者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把净值波动完全归咎于主动管理，这其实是个误区，是对公募基金产品底层结构的认知偏差。

在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看来，当前背景下，公募基金在薪酬考核标准上还要更多与投资者的回报挂钩，这督促公募基金要想办法选择更加优秀的基金经理。提升业绩，更好地回报投资者，才是解决当前窘境的根本出路。

“客观来看，公募降薪是相对过去而言的，主动调降部分人员畸高薪资，破除金融精英论，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行业风气。长期视角下，市场是周期变化的，基金管理人和持有人需要团结协作，重塑信心。而专注业绩表现，做好产品管理，是基金管理人的核心任务。”华林证券资管部落董事总经理贾志表示。

“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若置于市场中来看，也没有什么是上涨行情解决不了的。”前述公募市场资深分析人士笑称。

北京商报记者 郝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