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名嫡传弟子联名举报，把亲生导师送上热搜，也送上了学术造假的审判台。华中农业大学黄教授的人生最大危机，如果仅用品行不端来解释，显然并不能触碰到科研诚信的真正死穴。

近些年，全球范围内学术造假屡见不鲜，只是并非每个案例都能像华中农业大学黄姓导师一样登上热搜。

在国内科研领域，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范围内，每年均会公布多个批次查出的科研不端案件处理结果，不乏985、211等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

根据该机构的年度报告，2022年全年累计完成533件科研诚信相关举报案件的查处，对397位责任人和6家依托单位作出处理，其中通报批评82人，撤销获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4项，撤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112项。

联名举报人超过课题组成员半数以上，举报信长达125页，数据篡改、编造实验结果、操纵评审、发票异常、打压学生……黄教授被指控的行为既包含学术问题，也包含经济和教学问题。

更让外界震惊的是，学术造假甚至不是黄教授一个人的遮遮掩掩，“一部分学生深谙其道，产出不断”，而“不愿配合者深受打压”，“威胁学生不配合造假就不让毕业”。

诚信的对立面往往站着利益，利益的帮凶又常常是权力。在教学科研领域，权和利的不公，最终一定导致学术的诚信塌方。

解决教学科研语境里的权利不公，举报和处理已经是最后的环节，到了这一步，频发的偶然成了必然，意味着在师风师德的自我约束之外，缺乏更具防范价值的约束和监督。

导师权力过大，一直是被诟病的老话题。在一句句导师略带戏谑的“老板”称谓里，科研像极了职场，生杀予夺全系导师一人，课题组其他成员只有打工的命，论文好坏、能不能毕业都被导师掌握。

当真正的职场被“90后”“00后”屡屡整顿，大学课题组里依然是导师的“一言堂”。

破局的难点在于，本该是规则优化和学术监督的学校管理者，容易以科研成果论成败，不但不会约束导师权力，反而唯恐宠之不及。为了让好不容易从别的大学抢来的教授专家高兴，正常的监督规程恐怕也成了走过场。

如若黄教授学术不端属实，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倾轧范围如此之大，华中农业大学的监督机制和管理者同样难辞其咎。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师风师德建设是重点，但解决学术不端不能依赖当事人的个人修养，还需要执行到底且行之有效的监督手法。

监督之外，能不能根治导师在科研教学中的权力过大，能不能让学子更换导师和课题顺畅，可能是解决导师学生“魔性”关系的两大关键。

北京商报评论员 张绪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