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策论，历来评价很高，但争议也不少。对照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发现，现代战略规划的要素它都涉及到了。好好研究它在战略上的得失，对于企业家大有裨益。

一、“隆中对”战略分析
用现代战略管理的说法，“隆中对”就是战略分析。诸葛亮是如何分析当时形势的呢？
通过原文，在从总体上概括了当时天下的形势后，分析了足以改变当时天下格局的几股主要力量。接着，诸葛亮为刘备指出了当时的机会所在。
一个机会点在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另一个机会点在益州。“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根据诸葛亮的分析，曹操是主要竞争对手，但由于力量相差过于悬殊，不能跟他正面对抗。孙权也有相当的实力，但他只是次要的竞争对手，应该与他联合起来对抗主要的竞争对手。荆州、益州方向则明显有可乘之机，可以作为战略突破口。
前述分析，主要是外部环境分析。在帮刘备制定战略以前，诸葛亮还帮刘备对自身条件进行了分析。
在诸豪杰中，刘备貌似力量最弱、条件最差，但也未必如是。“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刘备是皇家的后代，在政治上具有合法性；守信讲义天下闻名，在道义上具有号召力。
现代战略理论认为，战略分析既要分析外部环境，又要分析内部条件。分析外部环境，可以辨别机会、威胁所在。分析内部条件，则可以辨别优势、劣势所在。

基于上述内外分析，诸葛亮建议刘备采取如下战略步骤：
第一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夺取荆州和益州，建立根据地，作为霸业基础，可以视为生存战略。
第二步，“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巩固战略后方，消除后顾之忧，搞好内政外交，壮大自身实力，可以视为发展战略。
按照《孙子兵法》上的观点，“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要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求可以破敌之机。做到以上两点，基本上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步，“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一旦时机成熟，就从荆州、益州同时发兵，以形成钳形攻势，可以视为进攻战略。
很显然，诸葛亮的进攻战略，是建立在“天下有变”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所谓天下有变，就是曹魏内部发生动乱。《孙子兵法》上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不打败仗取决于自己，要打胜仗则离不开敌人的配合。敌人不露破绽，你也就没有打胜仗的机会。所以，诸葛亮也没说这是必胜之局。
当然，在诸葛亮这个战略规划中，也包含跟刘备一致的，也是无需多言的目标和愿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由前述分析可知，诸葛亮的战略分析既包括外部环境分析，又包括自身条件分析，与现代战略管理的SWOT（优势、劣势、机遇、威胁）扫描并无二致。诸葛亮的战略规划既包括战略步骤，又包括终极目标和愿景。故而，我们可以说，现代战略规划的要素它都涉及到了。

二、“隆中对”战略实施情况
总体说来，“隆中对”的实施是不尽如人意的。不然，蜀国就不会最先败亡了。
荆州因为地处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有重大利害冲突，孙权一方偷袭荆州，致使关羽败走麦城，为了夺回荆州，刘备亲率大军攻打东吴，结果以蜀军惨败告终。此后的重大军事行动，便是诸葛亮的几次北伐。弱者本不适合多折腾。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弱，胜算低，每折腾一次，自身会变得更弱，获胜的概率也就更低。蜀国迅速走向败亡，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了。隆中对战略问题出在哪里？
诸葛亮无疑有他的高明之处。诸葛亮能把天下大势分析得那么简洁、清晰、明了，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全局观是管理高层应具备的首要素质，没有全局观，就没有战略。
但事情的结果又远不如预期，他又错在哪里呢？有些做法自相矛盾，违背了战略的一致性原则。比如，“跨有荆、益”与“外结孙权”就存在矛盾。占领荆州，横跨荆益，对刘备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同样道理，占领荆州，横跨荆扬，对孙权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因此，占有荆州的策略，让孙、刘两家天然存在利益分歧、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比各自跟曹魏的矛盾还要尖锐。这又怎么能联合起来呢？！
也有不少想法太主观，脱离了实际。按照他的设想，一旦曹魏内部发生动乱，就从荆州、益州这两个地方同时出兵，从而发动钳形攻势，形成协同效应。但事实上，这种协同效应是不存在的。因为两地距离太远，交通、通讯不便，协调起来过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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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没形成协同效应，甚至形成了彼此掣肘之势。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评点的：“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荆州与益州有千里之遥，刘备手里本来兵力就不足，如今又分散开来，哪能会不失败呢？！
再比如，他对自身条件的评估，他对刘备号召力的评估，都有言过其实之嫌。他认为，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可占人和。事实上，曹操和孙权人事工作做得都不错。他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未免有点一厢情愿。
不过，话又说回来，蜀国最先败亡，也不能全怨诸葛亮。作为蜀汉战略的提出者、制定者，诸葛亮也未必能主导得了整个战略的实施。他也有内部掣肘者，他也要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分心、分力。无疑，这也会影响整个战略的实施效果。借用现代的说法，这就是所谓内耗。

三、隆中对带给企业什么启示
不止“隆中对”本身，与此有关的历史陈述、文学描写，都带给我们丰富的想象和无尽的启示。个人认为，从战略管理角度而言，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战略意图与客观条件要匹配。
按照西方早期主流战略理论流派的观点，战略管理过程实质是把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进行匹配（Match）的过程。二者匹配，就能成功，就会顺利。否则，就会遭遇挫折，就会碰壁。换个通俗的说法，你的实力要配得上你的野心。
在东汉末年的主要势力集团中，刘备一帮人差不多是最弱的。起步那么晚，底子那么薄，能三分天下，已经很不错了。只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就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战略意图超出客观条件许可，就会出现实力与机会不匹配的情况。他们后来犯的许多错误，基本上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
做企业也是一样，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能超出客观条件的许可。因为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不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错误。因此，企业在确立战略意图、设定战略目标时，不能太主观，一定要实事求是。

第二，各战略举措之间要保持一致。
战略管理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关注整体效应、长期效应。要取得整体效应、长期效应，就得注重整体设计、长期设计。与此相对的，就是机会主义，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关注环境的变化，而是说要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隆中对”里，诸葛亮既要“跨有荆、益”，又要 “外结孙权”，就违背了一致性原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总得舍一头。两者都要，结果都没要到，占小便宜吃大亏。说白了，还是机会主义作怪，缺乏一以贯之的东西。至于蜀汉后期的战略举措，无论关羽发起的襄樊之战，刘备发起的夷陵之战，还是诸葛亮主导的几次北伐，更是丢弃了全局观，丧失了一贯性。这样的仗，不需要敌人来打，自己就能把自己打趴下。
做企业的道理也一样。企业战略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达成，要分阶段、分步骤采取一些措施，才能逐步达成战略目标。这些措施之间，不能自相矛盾。否则，自己制造的问题，就足以把自己整死。
第三，要有全员一致的核心价值观。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战略决策受价值观制约，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战略决策。价值观不统一，在遇到重大战略抉择时，就可能产生困惑、摇摆，也容易让内部产生分歧，甚至不必要的内耗。
刘备早年起家时，具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义”，所谓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建立国家政权时，具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则应该是“忠”。忠诚和道义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它们固然有交叉的地方，但也有矛盾、冲突的地方。
假如基于“义”的价值观，夷陵之战就一定得打。不为兄弟报仇，哪里有“义”可言？！假如基于“忠” 的价值观，夷陵之战就不一定打。弟兄私谊要服从国家利益，哪能把个人情谊放到国家利益之上呢？！因为有价值观冲突，出现夷陵之战那样的重大战略失误，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历史是复杂的。我们这里评判诸葛亮、刘备，主要依据是陈寿的《三国志》。而陈寿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蜀国遗留下来的官方文书。那些文书真的就是当初刘备、诸葛亮对话的实录吗？不是。很有可能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做了加工。
由此说来，当我们说“隆中对”如何，说诸葛亮如何时，依据的很可能是一个经过无数人加工过的本子。换言之，当时的实际情况未必如是。不过，无论如何，还是要感谢陈寿，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战略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