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技术路线是指提升劳动者群体、普通个人发展能力的技术实现路线；这种技术路线是嵌入劳动生产过程的，而不是与后者脱节。近年讨论较多的是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发展的同时，出现增长停滞和不平等现象。究其原因，现在科技创新的技术路线是以一种孤岛方式存在于少数国家及少数先进产业领域，其扩展效益与扩散效益并不特别显著。因此，笔者提出一个在劳动生产过程当中推进技术进步的主张，就是说，产业数字化、数产融合需要从产业、制造业实体经济角度，根据制造业发展的需求来创新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生产率悖论”思考

先看增长停滞问题。在经济学文献里有一个叫做 “生产率悖论”或“索洛悖论”说法，这是新增长理论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在他1987年获诺奖那年提出的，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以美国数据来测算，清晰看出几个趋势，1994-2005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可达2.8%，但2005年之后，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4%，降了一半；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同样趋势，1994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可达到1.03%，而到2004年之后下降到0.4%。这是增长停滞的一种状况。虽然在最近几年有很多对数字技术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辩解，说历史数据并不能预测未来，之前生产率数据下滑，不能说明以后还会持续下滑；但无论如何，美国生产率数据表明了索洛当时提出的质疑值得思考，他当时说“到处都有计算机，除了生产率统计数据中”。IT行业的迅猛发展没有拉动增长，这需要反思。

此外，在科技创新当中也有比较强烈的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主要是指科技创新分布的不均衡问题，而且它扩散的效益并不明显。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世界制造业中心不断发生位移，很多时候是多个产业中心、多个制造中心并列，但科技创新中心始终只有硅谷、纽约、伦敦等少数几个地方。我们可从教育普及化程度比较高的欧洲看一下这种状况。研发强度较高的地方，差不多也就是德国、法国及北欧一些国家和区域。而在其他地方，研发强度相对来说并不高，且十几年发展中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扩展效应。科创行业对GDP的拉动效应及对扩大就业也并不是十分理想。就收入来说，在过去十年，科技创新行业从业人员工资收入增长速度是传统制造业的数倍以上。根据拉佐尼克、邦维利安等学者的研究，大型科技公司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的盈利占较大部分是通过股份回购，而不是通过创新；很多并购项目也是所谓“杀手型并购”，也就是把可能颠覆其商业模式和市场占有率的专利企业兼并过来，然后束之高阁。总之，科技创新的不均衡现象已带来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同时对创新本身也形成阻碍。

关于前述生产率悖论的统计数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有一解释，1994-2004年十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所以能有一相对高的年增长率，是由于这段时间数字化技术与大家日常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一个比较好的紧密连接，提高了生产和工作效率，但在这十年之后，这种增进效益就开始逐步陷入瓶颈，不能更深入地变革既有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在2004年之后，整个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就开始下滑。戈登由此提出批评：在过去十年间，计算机、软件、业务方法开始僵化为一套缓慢变化的惯例。现在如果说科创还是一种创新，它实际上跟我们具体的生产过程和具体的生活方式已开始形成一个相对脱节状态。

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机器换人”，其实更需要深入具体的劳动生产过程中去观察，思考什么技能可以被机器替代、这种替代值不值得、人工智能或者其他自动化技术能为提高劳动能力做些什么？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专家诺布尔有部名著——《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详尽分析了自动化数控机床的发明和应用历史，指出后来流行的那种“编程-控制型”技术路线不但不必要地排挤了熟练工人，且对企业应对定制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而言也非常不利。最近几年，人文社科学者也跟着技术专家在鼓吹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但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在近期提出了“坏的人工智能类型”的问题，指出以盲目取代劳动力为目的的自动化技术路线并不是一种值得倡导的人工智能发展方向，为了提振增长，需要发展的是提高劳动能力的人工智能。

新技术并没有改变旧有的全球分工

就全球整个状况来说，还有一些具体情况可以分析，一是这套科技创新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在参与全球化价值链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虽然新技术驱动新产业发展和出口的效益日益明显，但是全球价值链并没有在这些国家扩大就业，也没有促成与出口相关的技术和组织效应在整个经济领域的扩展；相反，由于新技术具有节约劳动力和节省资源的作用，因此反倒削弱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非技能劳动力方面的传统比较优势。而就全球劳动分工来说，新技术并没有改变旧有的全球劳动分工状态，反而是固化了此前劳动分工的过程。具体说，全球价值链形成是基于产品内部的分工，它把产品自身生产过程，即从研发到原材料加工，到零部件制造，到产品组装、销售这些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进行分工，相互间难有一个技术扩散和组织效应拓展，因此我们说新技术并没有改变旧有的全球分工。这就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创事业发展的同时，它的少数科创企业一直把控科技发展方向、占大部分利润，它的制造业、实体产业开始空心化，工人失业，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很难在全球价值链上有地位的攀升。

当然也补充一下，这里中国是少见的例外。从2007年之后智能手机开始进入全球市场，中国是依仗着庞大的国内市场，加上安卓系统的开源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有一个攀升，但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意外现象。

技术创新要和生产过程深度融合

怎么样去改变现有的技术创新与具体的生产过程和生活方式相脱节的状况？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提出的很多“互联网+”“数字经济规划”等政策，指向的是共同富裕下推动的数字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上面发表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里特别强调：“我们的共同富裕是以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原则的”，还专门说到我们“要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舆论里关于共同致富争议很多，如所谓三次分配问题：“一次分配靠市场，二次分配靠政府，三次分配靠社会”，这种理解与中央政策意图并不完全相符，而且三次分配说法在理论上也存在缺陷。现在整个西方世界不平等状况严重，充分说明仅依靠进步主义的税收和支付转移措施，再加上慈善事业，难以改变现状。简单说，共同富裕强调的是在一个人人都有参与机会、每个人的发展能力有所提高基础之上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上，我们必须要把数字技术作为一个包容性技术进行改造和创新。

“十四五”规划同时提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就是数字技术必须要和实体产业进行深度融合。大湾区有些优势，因大湾区有很强的制造业根基，可作为一个探索包容性技术路线的基地。在大湾区，佛山、东莞是传统的制造业基地，有很深厚的企业家传统；近几年珠海等地也逐渐发展起来，承接了一批迁入的中小制造业企业。当然，传统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在这个关键时期，需政府与市场携手，通过制度创新去建立平台，帮助制造业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去发明和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

在目前实践中已有一些值得去较好推广的实践，如“华为云”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就是在努力推动数字技术融入到制造业产业当中。在安徽合肥召开的“2021世界制造业大会”，很多传统制造业领域企业家介绍了情况，指出通过应用数字化技术压缩企业管理流程、提高了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和安全系数，效果相当显著。现在华为做的很多工业互联网主要还是针对一些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来说还需一些制度创新。突出介绍一下3D打印的案例，我们常讲的3D打印技术，专业名称是“增材制造技术”，基于这个技术平台可有较大效果。

现在世界上科技创新平台里有几个大的平台，如淘宝、亚马逊，这一类型平台都是消费平台。而我们现在做一个“泛工业”平台——就是做一种在工业领域、制造领域当中的通用性技术的一个平台。工业和制造业领域门类繁多，相互间很难有通用的技术知识。3D打印技术具有这方面潜质，3D打印可把设计、研发、制造甚至销售整个过程缩减到一个中小企业在同一地点进行。当然，3D打印技术目前面临材料科学方面的突破问题，我们传统制造业所需材料大概有1500多种，目前3D打印能制造的材料才几十种。但这个技术前景可能对我们提出的“包容性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会有很大帮助，因一旦有了这个技术为基础的泛工业平台，企业可借此在无需扩大规模的前提下同时满足批量生产需要与个性化定制需求，从而为广大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大机会。按美国企业战略家Richard D’aveni介绍，这种泛工业平台目前在美国已有了发展。广州在周边地区也已形成了一些3D打印工业园区，可进一步观察。

探索包容性技术路线需要我们更多关注工业、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一“自装配实验室”，研究材料科学方面的创新，他们提出活性物质（Active Matter）概念，即利用材料性能进行新材料、新物质生产。如用快速成岛技术做港珠澳大桥桥墩，这一技术同这个实验室在做的一些实验也有相关性。对这一类型技术可有一简单判断，就是对制造业，对很多产业发展来说，仅靠现在流行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是不够的。因一方面是做数字化、智能化的人未必知道制造业的需求何在；另一方面是，由于制造业本身门类较多，具体哪一个数字技术可应用在制造生产过程中哪一个环节，非从业者不能特别清晰且能够掌握的。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些制度创新，使得科创人员能深入这种制造业发展过程内部去，根据制造业发展需求进行科技创新，需要这一类型新的制度的设计。最后强调一点，探索包容性技术路线也是一个有可能改变全球劳动分工的新型技术路线，因为借助泛工业平台，我们工业、制造业企业可在国内完成此前需要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劳动分工的生产过程。

新冠疫情后，全球已明显进入一个“有限全球化” 发展状况，产业链安全是各国日益加强的经济主权所着重关注的问题。探索包容性技术路线可以是以国家、以大湾区齐备的制造业产业门类及深厚的企业家传统、庞大的市场规模为基础，同时开放性地吸引全球科创力量共同参与，围绕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具体需求探索新技术、新生产管理方式，有效构建“双循环战略”所要求的新发展格局。

文/蒋余浩（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教授）

本文刊载于《中外企业文化》2022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