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云：“性情决定命运。”性情出于天性，是很难掩饰的。通常来讲，人的所思、所想、所为都会受到自身性情的影响。有怎样的性情，便会有怎样的人生，这是古今不易之道。绘画是直接表述性情的，更是同于此理。画家作品中所传达出的性情越真，越有厚度，画作的情感就越强烈，面貌也就越鲜明。

真性情体现了创作者真实的生命状态。绘画是一种精神创造，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绘画艺术重要的价值在于画家对不同生命的体验与思考。翻阅画史，可以看出，中国画的大家之作均为个人真性情的表达。他们于画作中敢于落笔，敢于表达心性，借助艺术直抒生命的体验，在孤傲、狂放、洒脱、朴素等不同性情的影响下，形成了苍拙、俊美、高古、清雅、自然的个性审美，产生了一批名垂画史的绘画大家。元代画家王冕性情高雅脱俗，是位坐卧自随的超然之士。他曾穿古冠服，驱赶白牛送母还乡，时人以此为奇。他的居所遍植梅花，自称“梅花屋”，常于梅花间著书吟咏，于梅花中修养性情。他喜梅又画梅，所画梅花迥异流俗，享誉一时。当时向他求画的人甚多，由于无暇应酬，王冕便以所得“绢布”的长短，决定作品尺幅的大小。作为一方名士，有人对他这样的行为予以讥讽，他回应道：“我是借画来满足口腹之欲，不是供人作画师的。”王冕有如此真实和高雅的真性情，笔下梅花自然散淡、清奇，如出水芙蓉，又如白云出岫，不染一丝世间尘埃。

相比起王冕的云淡风轻，清代画家八大山人显然要犹豫沉重许多。他性情孤傲，行事狂诞，不屈己奉人，更不曲意媚世。身为明代皇室后裔，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他满腹忧愁无处申诉，常以疯颠之态示人。陈鼎《八大山人传》对其有很形象的描写：“……未几病颠，初则伏地呜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跌跔踊跃，叫号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于市，一日之间，颠态百出。”他将内心的苦闷借画作予以排遣，所塑造出的形象十分奇特，通常整幅画只画一个简单的形象，画中的鱼和鸟均翻起瞳子，呈现出一种孤傲、不屑的神态。他借物寓情抒发愤世嫉俗的内心情感。八大山人的孤绝、傲世源于身世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古人有“福兮祸兮，祸兮福兮”之说，又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解。特殊的人生环境、特殊的人物性情、特殊的情感积累，八大山人绘画艺术有着强烈的真性情表达，这使其成为情感最丰富、个性最最突出的中国画家。

画家作品中真性情的融入，不是短时期内任性而为的结果。它一方面出于天性，另一方面还需要画家坚持不断地磨练技巧、不懈的深入生活，在传统与创新中进行日积月累的个性化创造。这对于处于名利场上的画家来讲，并不容易。因此，那种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坚持追求的画家，又是艺术上真性情的直观体现。画家的真性情表现在对绘画的真诚热爱、朴素的情怀、独立的思考及特立独行的个性，这是优秀中国画家不可缺失的可贵品质。李可染先生曾经讲到：“市侩性格的人成为不了真正的大艺术家。”艺术家除了聪明以外，还要有真诚的性情。因为，市侩性格的人怀着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早上下了点功夫，晚上就想取利，想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多的收获，相比一生都在笔耕不辍的大艺术家来讲，这种“鱼与熊掌”的事必然是不能兼得的。归根结底，画家的真性情是艺术创作的魂魄，只有那些饱含人生体验的至情、至真之作才能够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永久流传的经典。

情之所至，必有所发。绘画是创作者情感深厚积淀之后的释放与表达。性情不同，个性不同，所呈现出绘画风格必然不同。可以说，正是历代画家创作上真性情的个性表达共同造就了今日精彩灿烂的中国画艺术。

隋永刚（作者为《北京商报·典藏艺术周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