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四月，“世界读书日”都会如约而至，这是读书人的节日。在光阴流转之下，喜欢读书的人都会有一些关于书的不同记忆。从古代到当代，从学校到家庭，从师长到个人，这些记忆或深或浅，或远或近，或清晰或模糊，或真实或梦幻……读书有天赋、环境、喜好、收获的差异。诸如有些人属于天才派，有些人属于苦学派；有些人读于乡村，有些人读于城市；有些书是开卷有益的，有些书是阅而无用的。此外，读书的收获有些是直接的，而有些是间接的。

一般来讲，读书即是阅读。所读的范围可以很广，文学、历史、传记、艺术、政治、军事等等。读书，如今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它是放松的、休闲的，是可享受的。但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种读书式生活是没有的。那时的“读书”有另外一种含义。按照家乡的称谓习惯，读书有时候是上学的代称，是一种口语化的说法。在当时的乡村环境中，书是稀罕物，书少，读书的人更少。因此，读书这件事仅限于特定的学校环境和特定的学生身份。时间久了，大家潜意识的认为，学校是读书的场所，学生是读书的主体。读书与田间的耕作者缘分自然是浅薄的，甚至是无缘的。

读书，之于每一个家庭来讲都是件大事。虽然当时因困辍学的现象已经极其少见，但对于主要依靠土地生活的农家子弟，每年需缴纳的学杂费用也是一笔不少的支出。尤其那些家中孩子和老人较多的家庭，为钱而发愁的窘况是时常出现的。我依然记得，为了百余元的费用，不少父母出入于邻里间借钱的场景。由于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差不多，钱有时候是一次筹借不全的，往往需要多到几家，多开几次口，二十元、五十元、八十元……这些从乡邻手中筹措起来的读书费用，支撑着不少农家子弟的读书梦、求学梦。读书，将父母的生活与子女的命运再一次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读书对于父母来讲，显然要沉重一些。让孩子有书可读、有学可上，一方面出于生而养、养而教的天性，另一方面出于子成龙、女成凤的期许。毕竟，读书是能够改变子女生活的最好途径，所需花费是多数家庭可承担的；读书对于处于童年时期的孩子来讲，要轻松很多。由于正处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很少能够深入体会到父母于生活中所经受的压力，更不会认识到读书对他们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课堂上的读书是枯燥的。我为数不多的乐趣，是那些课本上插图。如果说起与绘画的接触，这应是最早的记忆。当时印象较深的有《武松打虎》、《狼牙山五壮士》、《温暖》、《替军属张大爷扫雪》等。我常常跟随画中的人物，画中的故事，穿过时间，跨越古今，神游于课堂之外。多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些作品很多都是名家所绘，有刘继卣、詹建俊、卢沉、周思聪等诸位先生，恍然间有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触。人世间的事情有时是如此奇妙，它看似遥不可及，或许早已近在身旁。

学校之外，与读书还有一些联系的，应是那些乡邻间流传的神话及鬼狐故事。离我的家乡最近、最有名的文学家是蒲松龄老先生，他的《聊斋志异》读本乡间虽极为少见，但依此拍摄的电视剧《聊斋》，可谓是妇孺皆知。大家借助刚刚时兴起来的黑白或彩色电视，了解了书中不少的人间奇闻。至于蒲松龄是谁，至于《聊斋志异》的内容，其实并不为几人所知。受此同宗同源文化的影响，我的家乡也存有大量神异传说，乡邻间还总有几位擅长讲述的长者。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内容广泛，有天上的神仙，有人间的狐女，有自然的牲灵……讲述者声情并茂，倾听者如临其境，别有一番人间的烟火味道。

随后是七年中学时光，除了日复一日的读书学习，闲书也逐渐多了起来。其中，武侠类的小说最多，主要以金庸、古龙的作品为主。这可能与港台剧的热播有直接的关系。由于老师对学生的看杂书有很严格的纪律，当时看闲书的只有少数几位同学，比较集中的时期是在中考前的时间。可能由于学习成绩一般，升学无望的原因，逐渐放松了自己。在读小说的人中，有些阅读习惯很独特。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王姓同学，他读小说喜欢读出声音。据他说，不发出声音，书是读不下去的。他看小说的时间多数是课堂间隙，有时候也会在课堂上，利用大家背诵课文的机会，小声快速的诵读。但这样的阅读风险较大，有几次就是因为他过于投入，而被老师发现，书被没收的情况。像这样掺杂着不同声音的读书声，虽不和谐，却也颇有趣味。二十余年后，少了课堂的约束，不知道这位同学是否还有读小说的兴致，是否还有这样的习惯。

我接触画画也是因为读书考学的原因，是很偶然的机会。我所就读的是一所普通高中，学校教学、生源与重点高中有着不少的差距。学生如想要进入大学，难度很大。在距离高考还有两年的时候，学校开始文、理分班，还像以前一样设置了美术特长班。当时我对于画画没有什么概念。特别是在乡村环境之中，以画谋生的事更是闻所未闻。而且，相对于文理学生，美术生是经常被人所轻视的。但出于对美术班宽松学习氛围以及高概率进入大学的机会，我和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弃文理而学艺术。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无目的，也并无任何的规划与想法。但就是这样一次很偶然的选择，我有了之后离乡求学的机会。

面对全新的美术课程，我们同班的四十余人，如白纸一样干净。大家没有任何的功底，从素描入手学画，先是石膏体，后是静物，之后便是人物头像。画素描是很枯燥的，需要你重复的磨练技巧，尽管这些技法很初级的，但却很重要。后来又接触到色彩、速写。学校美术老师极少，大家几乎都是凭借着自身的感觉在画。悟性好一些同学，画的好一些。悟性一般的，画的就差一点。但是凭借这一点点悟性，想要进入大学是不现实的。随后的高考，也证实了现实的残酷。当时四十余人的班级，真正进入大学的的只有少数人。毕业后能够坚持下来的，更是少之又少。如今班里的多数人都早已改行，与画没有丝毫的关系了。

在经历高考的磨砺之后，我很幸运的进入大学，同时也入读了喜欢的中国画专业。借助画画进入大学，这是身边的朋友们所意外的，就连我自己也是没有想过的。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充满偶然性，你永远不知道，一次选择会带来怎样人生改变。大学的生活是真正放松了下来，我可以一边学画，一边依着兴趣读些喜欢的书。此时，我才感到画画成为了主业，可以把它作为将来的一项工作去学习。大学的绘画课程又是全新的，虽然还有一些素描课，但多数都已转入笔墨纸砚的中国画学习。这对于没有从来拿过毛笔的自己，又是新的开始。好在学校的美术系很不错，有高水准的专业老师，有严谨的教学体系，自己虽基础薄弱，却也在一点点的进步。绘画的学习集中于课堂之上，其余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幸运的是，我依然保留着读书的习惯。学校内外有很浓郁的读书环境，最好的去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既可以在馆内阅读，也可从馆里借阅。附近的体育馆也时有书市举办，是自己经常闲逛的地方，至今手中有些所存的书籍，就是当时在书市所购买的。

四年的大学生活，画画、读书占据了大部分时间，虽不精彩丰富，却也简单安静。这段有画可学、有书可读轻松愉悦的求学经历，我终生不忘。

毕业之后，我开始尝试融入到城市生活中。走出校门，我才发现校内、校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我深知自己的天赋不高，性情比较内敛，又无亲朋好友依靠，只能凭借所学的浅薄知识，去职场中碰碰运气。艺术是小众的行业，但适合中国画专业的岗位更少，求职可谓是几经碰壁。虽有偶有成功应聘，但每次工作的时间都不会很长。看到身边的人纷纷安家立业，自己孑然一身漂泊在外，如失群的候鸟，四处迁徙流浪，真是落入了迷茫无助、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人生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时候，我才后知后觉的体会到生活不易。因为整日为了糊口奔波，我所喜欢的读书与画画，此时已是心思全无，几乎完全放下，白白虚度了不少时光。

然而，正如常言说的那样“天无绝人之路”，在这谋生的紧要时刻，我看到一家报社的招聘信息，在忐忑的经过笔试、面试之后，我如愿入职。这家报社就是我现在任职的北京商报。有了稳定的工作，意味着我在离开家乡求学七年后，首次有了安稳的栖身之处。记得我是庚寅虎年春月入职，到今年的壬寅虎年四月，恰好是十二年的时光。两个虎年的跨度，借助报社提供的一次机会，我的生活渐有起色。之后的数年间，不仅顺利成家，也有了条件去享受读书、画画的时光。如果说，大学让我离开家乡走进城市，报社则让我真正在城市中扎根立足。在大学、工作两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我都得到了命运的眷顾，这于我来讲无疑是“幸之所甚”的。

单位的工作以绘画报道为主，这与我的专业非常适合。工作很容易上手，但与学校学习却也有诸多的不同。学校更偏于学术，偏于画画技法及理论的学习。工作中则需要不断地深入生活，与不同的画家进行接触，还需观看大量的展览，增加对画家真实生活、创作状态的了解。从学校到工作，是学以致用的转变。随着工作的深入，我所认识的书画家越来越多，有传统派，也有学院派。比较熟悉的是齐派画家，像齐白石老人的家人、弟子及再传弟子。与他们的接触是很好学习的过程，可以听他们谈一些画坛往事，看看他们现场作画，有时候还可欣赏一下他们的藏品，这些都是学校期间所没有的。工作中这些耳濡目染的熏陶，开阔了我的眼界，加深了我对画的理解。

各方面的事情都趋于顺利，读书的心情也大为改观。这段时间关注较多的是艺术、文学、历史等，其中多数是与艺术有相关的。对我影响较大是陈传席先生。他是人大的教授，学识丰厚，对艺术有犀利、独到的见解。他的书房藏书极多，是真实的“人在书中坐”的景象。在读完了他大部分的著作后，我对艺术有了很多新的认知，可谓是获益匪浅。重要的是，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读书人的本色，也了解了古人所讲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追求应是不虚的。他给予我关于读书的建议，告诉我多读书、读好书的重要性。由此，我开始培养好的读书习惯，并通过古今小说、散文扩大自己的眼界，用于工作的写作及画画学习中。十余年的坚持，我读书、学画的心境已然发生了变化。过去是为了考学而读书、学画，现在是喜欢而读书、学画，是真正融入到生活中了。

我生为一个山东乡村的孩子，能够读书与画画，有当时生活的必然选择，也有求学过程的偶然机遇。倘若没有读书路上父母的一直支持，我不会考入大学，可能会像不少同龄人一样在家乡生活；倘若没有对学画的偶然选择，我可能不会进入城市，更不会有现在工作、友人及家庭。这真是“世间多少事？不料必然又偶然。”

乡村与城市，必然与偶然，这是我读书与学画生活的珍贵记忆。

隋永刚（作者为《北京商报·典藏艺术周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