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军事、政治、经济、史学领域治国安邦的大道，艺术历来因本身行业特点所限，常不为读书人所重。唐代画家阎立本“羞为画师”的典故，成一时画坛趣闻。如从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士人追求来看，很多人认为艺术是小众的技巧性行业，是“劳力者治于人”的小道之属。但先贤有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艺术有“以小见大”的审美格局，也有“一叶知秋”的艺术眼界。艺术虽为小技，却有其可观之价值，有通乎大道之精神。

艺术是高端的精神创造，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作为中国艺术中最为重要的创作形式，历代文人墨客借助笔墨纸砚的创作工具，探索出以笔墨、线条、构图为特点的书画艺术。他们写四时风景，展人文情怀，经过不断地传承与发展，最终在理论、技法、审美上形成了具有高端文化品位的精神创造。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体现了创作者不同的生存状态与生命状态，成为中国文化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在古代的书画经典作品中，很多都是创作者有感于时事、节气、交友、述怀、聚会、仕途等日常生活中的即兴之作，并以信件、文章等形式的书画作品保存至今。后人借助作品可以跨越千年去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状态。由于中国古代文人治国的特点，那些由主政文人所创作的书法、绘画在具有艺术价值的同时，间接反映出当时社会政治、军事、文学、服饰、饮食等政治文化现象，这对于社会学者来讲，艺术又具有了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诸如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宋代苏轼的《寒食帖》等作品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创作者们通过艺术作品，将内心情感融入到其中，或描写交友风物，或勾勒人物神韵，或排遣仕途感怀，生动的刻画出以古文人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图景。这是精彩的艺术，是真实的历史，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艺术体现。

艺术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现实主义功能。古代文人借书画艺术更多的是关注个体生命情感，近现代时期的不少艺术创作者则关注民族，关注社会，创作了一批现实题材的画作。诸如，在抗战时期，中国艺术家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画笔，揭露战争暴行，歌颂抗日英雄，塑造出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现实情怀作品，其中代表画家有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等。据说，李可染在抗战期间所创作的版画作品达数百幅，代表性的作品有《怒吼》、《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纪念“九一八”，打回老家去！》等，一代大师的爱国情怀可见一斑。徐悲鸿先生笔下的雄狮则被赋予了极大的象征意义。他借画走兽抒发忧国情怀，引起观者共鸣。像《负伤之狮》、《会师东京》、《侧目》等以雄狮为题材的画作集中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的创作思想。他的画作《徯我后》则取自《诗经》的“徯我后，后来其苏”之句。画面描绘农村苦旱，一群男女老少在田里仰天而望，期待着甘霖。此画所作年代，正当中华民族濒于危亡之际，间接表现了画家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挚的爱国主义感情。此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绘画又迎来新的创作高峰。以钱松岩、宋文治、魏紫熙等为代表的山水画家，深入乡村，深入建设工地，感受生活，搜集素材，创作出一批高水准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新山水画。艺术家们站在当代人的审美视角，围绕红色爱国主义和南国水乡等题材，创作出迥异传统山水审美的主题新作，极大地提升了传统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深度。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常熟田》、《长江大桥》、《红岩》等。

从抗战救亡时期的版画艺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山水作品，艺术家们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情怀，体现出对民族、对社会、对历史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艺术也在创作者求新求变中、在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了现实主义的中国文化精神，这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纵览古今创作，艺术的技巧、情感、面貌、形式虽不断变化，其表现出的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它不仅有道法自然的阴阳美学，还有跨越千年的人文史学价值，更有现实主义的家国艺术情怀。艺术以精微的技法、精微的探索，呈现了中国文化的广大境界和大道思想；以独有的艺术形式，独有的艺术追求，再现了对社会人世价值的思考。

因此，艺虽小技，但其所具有的文化性、史学性、民族性确为大道之属。正可谓：艺术中有大道之精神，大道中有艺术之体现。

隋永刚（作者为《北京商报·典藏艺术周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