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上一次人口政策调整，发生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这意味着，在“全面两孩”施行五年后，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再次进行重大调整。

从“只生一个好”到“单独二孩”，从“全面二孩”到“三孩来了”，在漫长的独生子女时代后，如今的生育权正重新回归家庭。这一回归的背后，是正视人口现状，认识人口问题的重大转变。

过去几十年飞速发展的城镇化，颠覆了过往，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人口生存状态，人口是国力的根基，人口红利是经济和科技发展最宝贵的资源。

推动生育潮的，并不仅仅是个人被曾压抑的生育意愿的释放，还有时代语境下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根据最新普查数据，我国人口出生数连续四年下降，总和生育率低于警戒线，全社会老龄化结构加重。

见证朝夕之变，生育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面貌。提高生育率，求解老龄化，不仅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也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心理。

潮水般涌来的各种舆论，有的置身其中代入感极强，有的置身事外表达关切。这样一则新闻的惊爆程度，来自于经济数据的变化、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

在公共领域，这些声音并没有笼统地围绕生育政策的历史之变、命运之变，而是与经济发展动力、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婚姻制度、社会福利等诸多社会经济议题紧密相联。

在私人领域，这些声音更加细碎、更加具体、甚至更锋利，指向生育所关联的一切命题。超越了人们最平实的情感和诉求，直接指向社会文化变迁、企业用工、家庭观重塑及个体选择的今非昔比。

随着城镇化的深化，都市生活的养成和巩固，中产阶级的崛起，国民收入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可见的现状便是，中国的家庭会越来越小，家庭生活越来越精致化，父母不会选择生更多的孩子，但会花更多的心思养更少的孩子。

社会转型的变革期，经济换挡的调试期，生与养给女性及整个家庭带来经济、精神的双重压力。从某种意义上看，配套可能比三孩政策本身更重要。

配套需要建立健全生育与养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从最基本的财政支持，到教育、医疗、养老等，生育与养育所关联的一切物质与服务支持。

人口变量，常常需要厚积薄发。就像人口红利的漫长累积，重拾生育热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周密准备。这个准备要考虑经济账，还要考虑比经济账更深刻的观念扭转，而观念扭转背后则是事关全局的硬件和制度建设。

北京商报评论员 陶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