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城市信用社、脱胎于城市合作银行，历经40年的风雨洗礼，城商行从无到有、从弱到强。134家城商行、36万亿元的资产规模是城商行体系带给我们的最直观感受，不过在前进的道路上，热衷垒大户、不良率攀升、内部管理薄弱等风险不断显现。这也引发监管机构的“敲打”，银保监会城市银行部主任凌敢近日撰文指出，城商行要杜绝一味追大求快的发展理念，建立完善长短结合、激励相容、重视合规的激励约束机制。

不良率陡升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共有134家城商行，总资产达到36万亿元，这一数字是2003年末的近25倍，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为12.78%；今年上半年城商行实现净利润1454亿元，净息差2.09%。在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城商行也在加紧上市步伐。33家A股上市银行中，城商行占比近四成。

但是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环境下，城商行资产质量面临进一步恶化的挑战。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末，城商行不良率上升至2.3%，较一季度末的1.88%上升了0.42个百分点，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城商行不良率第一次上升至2%以上。

例如，在上市银行中，郑州银行6月末的不良率处在2.39%的高位，青岛银行、晋商银行的不良率分别达到1.68%、1.71%；非上市银行中，截至今年6月末，吉林银行、湖北银行的不良率分别为2.86%和2.01%。富滇银行截至2018年末不良率为4.25%，较2017年末增长2.35个百分点，今年3月末该行不良率升至4.3%；根据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评级报告显示，本溪银行3月末的不良率升破7%。分析人士指出，城商行整体不良率上升至2%以上，与城商行所在区域经济下行的影响有关。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李鑫表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良率上升很正常，特别是城商行经营较局限，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分散风险，所以对局部的经济下行、金融风险更敏感。

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认为，不良率攀升是实体经济持续放缓等外部环境恶化的必然反应，只要银行自身战略层面不冒进，不良率的缓慢上升就不会构成威胁。未来一段时期内，不良率的缓慢上升仍将成为趋势。

内控治理混乱之忧

相较于银行坏账，公司治理一直是城商行改革转型的核心。因收拾烂摊子而生，城商行“继承”了城市信用社经营管理不规范、经营基础薄弱等问题，金融风险事件、金融腐败事件不断显现。

今年5月，包商银行因大量资金被大股东违法违规占用，形成逾期，长期难以归还，导致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触发了法定的接管条件被依法接管。锦州银行日前也引入了工商银行、中国长城资产、中国信达等战略性投资者，来化解银行流动性风险。

除了公司治理乱象令人大跌眼镜外，城商行高管接连被查也引起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20余位银行中高层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涉及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等职位，被查高管所在银行包括枣庄银行、烟台银行、长沙银行、温州银行、徽商银行等多家城商行。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刘澄表示，这本质上来源于城商行的改制不彻底，存在着很多的管理薄弱、用人环节的不规范等问题。如果城商行解决不好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重大障碍和隐患。城商行要有高起点，借助先进的理念，学习经验，真正地办成服务地方经济的规范银行。

杜绝“摊大饼”模式

在互联网时代，科技手段曾被视作城商行发展的重要抓手，能够降低经营成本、可以挖掘到一些新业务。不过，部分城商行天生羸弱，金融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未来应因地制宜建立科学经营发展机制。“城信社改制过程中，部分区域的城商行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组建，仅仅是改了名字、换了牌子，基础薄弱，历史包袱沉重，发展存在先天劣势。和其他类型商业银行相比，城商行不具备制度优势，发展空间相对有限，竞争压力较大，单体机构抗风险能力较弱。尤其是城商行多数位于中小城市，吸引人才存在短板，金融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利用金融科技成本较高。”凌敢指出。

城商行在寻求突破和创新的过程中都应重新审视发展的根基，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凌敢表示，城商行要杜绝一味追大求快的发展理念，建立完善长短结合、激励相容、重视合规的激励约束机制。

薛洪言表示，中国银行业一直没有摆脱规模导向，大才成功、大即是强的理念被很多银行高管层奉为圭臬，城商行由于规模小，更易受到规模导向影响，一味求快求大，忽略了基础能力的建设夯实，抗风险能力差。尤其是银行业开展金融科技转型以来，个别城商行借着助贷的东风，规模增长突飞猛进，但自身风控能力、内部管理及资产处置能力跟不上，一旦出现批量性逾期，将对银行经营带来很大挑战。“城商行规模小，且与区域经济密切捆绑，切忌盲目追逐风口，应立足地方，寻找特色，突出差异化。”薛洪言补充道。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