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我国“十三五”既定发展目标的路线方针，更是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理论指南。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关系着我国能否成功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发展新引擎，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周期。我们用这5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切面，解析国家发展的内在之美，展示新中国70年的非凡成就，并导向未来。

1977年的盛夏，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胡福明在走廊里思考判断决策、是非的标准时，不会想到，一场改革与开放的大幕将以此为开端。

“21世纪始于1978年。”这是英国《卫报》专栏作家的断言。因为这一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

闸门拉开，洪流汹涌，潜龙入海。时至今日，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顾跌宕起伏的开放来时路，积蓄的力量只会越来越强，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当宝安更名深圳

开放是冒险，也是出路。

黎明之前，没有人能辨清方向。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尼克松访华七年之后，中美正式建交；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玛格南图片社第一位女摄影师伊芙·阿诺德走过64000公里，记录了1979年的中国“小心翼翼地转变”。

自给自足、鸡犬相闻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用邓小平的话说，“孩子小时候要吃奶，长大了要吃肉”。“吃肉”意味着改变，改变就意味着不确定性。

开放是冒险，也是出路。

1979年初，宝安更名深圳，珠海撤县设市。一年之后，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市成为全国首批“经济特区”，自此，南至广西北海，北至辽宁大连，由沿海到内陆，14个城市相继开放。溪水汇聚成浪潮，拍岸之声渐响。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晚会烟火划过夜空，繁星瞬间消逝。几名北大学子制作的塑料横幅“小平您好”意外地被人们铭记。

十几天后，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超越意识形态，确立商品经济。摸着石头过河，摸到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1988年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1990年设立的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区，在十年间成为中国的又一大经济金融中心。

自此，中国的对外开放已从沿海向内地发展，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改革开放的必经之路，是被世界遇到，被世界评判。1986年1月6日，邓小平第八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同时登上《时代》周刊的，还有他著名的“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旧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解体，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因素迅速成长。基于两种不同体制因素的新旧利益格局的冲突和摩擦日益加剧，经济运行出现日益严重的失序。

1988年，中央不得不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三年“治理整顿”。与此同时，人们对改革开放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用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衡量改革，否定改革的“左”的看法，二是用新的社会主义观点看待改革，肯定改革开放的观点。

在此背景之下，1992年的春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自南巡武昌、深圳和珠海，安抚疑虑，加快改革。年底，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入世“与狼共舞”

开放孕育理解与共识，封闭滋生猜疑与短视。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并已初步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尤其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产品也开始由纺织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向制造业的机电产品转变。

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做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同时，国家实行新的外汇管理体制，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这一时期，中国在外贸体制上进行了银行结汇制度改革，放开了进出口商品的经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拦路虎——政府管控经济，急需外力协助。因此，决策层希望通过开放来倒逼国内改革。终于，中国在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从此，人口红利叠加对外贸易，让WTO这个后来者，通过向全世界输出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推动整个世界经历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十年”，中国自己也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四年后，中国已按加入承诺全部取消了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涉及汽车、机电产品等424个税号产品；对小麦、玉米、大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

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无疑就是加入一个红利和机会成本共生的竞争游戏圈。在入世之初，很多人担忧，在大幅降低关税和外资的准入门槛之后，国内的很多产业能否经受住国际竞争的冲击？

有人称入世为“与狼共舞”，入世十年的历史证明，狼确实来了，但那些脱离了行政保护和关税壁垒呵护的产业，并没有被狼吃掉，反而是在自由竞争中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十年的入世经历证明，中国那些看似弱小的产业，真正惧怕的并不是自由的竞争，而是以往过度的行政管制。

从客人到主人

充当合作者，而不是搅局者。入世“黄金十年”转眼而过，WTO的红利开始消逝。而在现有的贸易协定框架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正在悄然加大。

2016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第15年，也是在这一年，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反全球化的声浪此起彼伏悄然蔓延。以全球化逆风为标志，中国开放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在保险、医疗、汽车等领域，那些借由开放的通道入华的外企，也面临真正融入中国市场的难题。

2018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开放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保险行业对外开放力度正在加大。敞开的大门却并没有带来放大的市场。2017年，在财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中，中资财产险公司市场份额98.04%；外资财产险公司市场份额1.96%。在业内看来，牌照、产品、渠道都是外资险企真正俘获中国市场的“拦路虎”。

入华20年，和睦家代表了外资医疗的另一种探索。撕下“妇幼”标签，和睦家吸引更多中国患者，接受中国资本都是重要的转型。并不是每一家外资医院都像“和睦家”一样“和睦”。对于想要进入我国医院的外资投资方来说，最核心的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人才获取；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定位、定价。

什么？中国的物业公司阻止用户安装充电桩？伊隆·马斯克对此感到震惊，为了得到物业的通融，他表示愿意用自己的Twitter来帮物业公司做市场宣传。 在特斯拉中国公司里，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

根据马斯克的三年计划，2017年可能会在中国建厂，具体形式未定，因为中国准入的规定还在变化，“新能源汽车属于外商投资鼓励类别，但股比限制暂时还有……”

比原计划晚了两年，今年1月7日，特斯拉上海项目开工建设，成为我国汽车产业进一步扩大开放政策的首批直接受益者。好消息是，今年4月17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放宽汽车行业的外资股份比例限制的时间表，其中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将于今年取消。

开放无止境

中国已经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

“作为一个外资基金的管理人，我觉得在中国投资障碍太多、准入门槛太高、运作空间有限。”2018年11月19日，在国内一场主题名为“全球共探路”的金融峰会上，贝恩投资私募股权（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竺稼表示，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

不到一年后，竺稼的这些抱怨有了改善的通道。7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宣布了一系列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

开放的鼓点越来越快。“提前”取消外资股比限制预示了改革之决心，开放之紧迫。

施行了几十年之后，中国关于外商投资的三部法律在2019年3月15日被一部新法取代。这部名为《外商投资法》的新法，从2018年12月底一审算起，《外商投资法》的审议和表决只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外商投资三法合一，迈出营造公平营商环境的关键一步。

2019年3月4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表示，制定《外商投资法》是要创新投资法律制度，以取代外资三法，该法“将提高投资环境开放度、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如今，只剩40项条目的外资负面清单也许是对外开放的另一个侧面。自2017年开始，外资负面清单修订速度加快，外资涉及的领域直线增长。2017年负面清单自93项限制减至63项，2018年减至48项。

同时，中国对于外资准入的管理已经从过去的产业分类法，改变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制造业、服务业，再到金融业、增值电信，今年修订后，清单只留下了涉及国家安全的40项限制。放宽市场准入的背后无疑既有对企业的迭代冲击，也有产业的加速升级。

6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共进，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的重要讲话，宣布对外开放五方面重大举措。其中包括：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待遇、大力推动经贸谈判。

行百里者半九十。开放这临门一脚，注定踏出后便永无止境。

北京商报记者  常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