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我国“十三五”既定发展目标的路线方针，更是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理论指南。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关系着我国能否成功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发展新引擎，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周期。我们用这5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切面，解析国家发展的内在之美，展示新中国70年的非凡成就，并导向未来。

一份“备胎计划”，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当美国的利剑落到华为头上，华为海思总裁的一封致员工信恰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落后就要挨打——新中国成立70年，道理却始终未变。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众人惊觉，如今大国博弈已从刀枪剑戟转向科技创新。“摒弃幻想，国之重器必须立足于自己。”既是总书记的提醒，也是创新的初衷。

眼下世界风云再起。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而创新则是时代发展永恒的动力。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从制造“天宫”到化身“蛟龙”，从互联网之初的“拿来时代”到如今微信支付的引领潮流，从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到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当创新被写进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时代便注定要掀起风浪，创新制胜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没有硝烟的战争

去年4月18日晚间，一张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拖着拉杆箱现身机场的照片，在中兴通讯新老员工的朋友圈疯传。

在这张照片中，年过七旬的侯为贵后面跟着中兴董事长和CEO。为中兴工作30年，侯为贵在2016年退休。有人为这张照片配上的说明是，“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76岁的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临危受命，再次踏上征程”。

生死存亡之际，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两天前，美国商务部一纸禁令，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公司出售零部件产品，张口就是七年禁期。而这距离中兴上一次交纳9亿美元罚款换得商务部“通行”，仅过了一年。

这意味着，从4月16日开始，美国相关公司就不能再跟中兴通讯有生意往来。在核心零部件上依赖美国的中兴通讯，进入了依靠库存运营的危险周期。如果在库存消化完之前还未寻找到和解方案，中兴通讯在短期内将面临“断流”、“窒息”。

外界预料，中兴只是警告，华为才是目标。只是留给华为的时间太少。中兴的结局是什么？被罚10亿美元，改组董事会，侥幸逃过一场生死劫，却已元气大伤。2018年的财报里，中兴净亏接近70亿元，而在2017年，中兴净利润尚能达到45亿元。

一切尘埃落定，中兴宣布解禁。中兴并非不懂，侯为贵早就放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想在世界上真正立足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就必须要在高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痛定思痛！再踏征程”的标语出现在中兴通讯的总部。2019年一季度，中兴在技术研发上面的投入高达30多亿元。中兴目前已在全球布局了15个研发基地，集结了3万名技术人员，全力研发5G跟芯片。中兴也开始学习华为，利用全球的技术力量为自己服务。

财报数据显示，2007-2017年的十年间，中兴的研发投入有917.17亿元，相比起来，华为在这十年间的研发投入却达到了惊人的3940亿元。

《华为手机往事》还原了15年前的一个场景。“在任正非心中，海思芯片的地位比手机高，他对海思女掌门何庭波说，我给你每年4亿美元研发费用，给你2万人，一定要站起来，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芯片暂时没用，也还是要继续做下去，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掉的。”

“备胎计划”不久后，华为又高调宣布，自研操作系统将在今年秋天到明年春天之间问世，华为鸿蒙系统商标也已经注册成功。

尽管如今鸿蒙系统被确认为工业用途系统，但虚虚实实之间，华为早已不是任人宰割的样子了。而当华为的“备胎计划”被质疑的时候，任正非还专门回应称，“动用备胎，体现了自主创新，但不想成孤家寡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能伤害朋友”。

中兴和华为，给中国的科技企业上了一课。随着5G时代的到来，一场新的战争或许已经打响，这一次，中国不能再被人牵着鼻子走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许多人都知道任正非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布局芯片的研发。芯片背后，勾连着一个民族的科技兴亡。

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

当今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中国的战略抉择是，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时指出：“创新不是别人能赐予的，特别是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上，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否则你只能跟着别人走。”

第二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5G，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正式发放5G商用牌照，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进入新世纪以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我国科技发展再次面临重大机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科技三会”开幕时便强调，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由此以制度创新保障科技创新又迈开了扎实的一步。

两个轮子一起转的当下，中国正焕发出蓬勃生机。“Copy to China”式的“C2C”标签已经褪色，相反，你能在中国看到随处可见的微信支付、看到社交电商、看到共享单车……人们享受着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便利生活，也证实了中国互联网科技的反扑。

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金额超过208万亿元，世界第一。中国的超算已经站上技术制高点，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完全使用国产芯片，性能让对手望尘莫及。中国每年要产生300亿件快递包裹，智慧物流体系的建设领先全球。2016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接近9万台，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智能工厂已经遍布146个行业领域……

一项项尖端创新，正不断拉伸人们对“顶配中国”的想象。在总书记眼里，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甚至可能付出更大代价”，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会有但挑战更甚。

不久前，传奇风险投资人、“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发布了她的2019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一个关键点在于，全球互联网头部公司几乎已经被中美“垄断”。目前全球市值排名前30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榜单中，美国占据了18家，而中国有7家，另外5家则被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瑞典平分。

筑墙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发展中，由于内部体制约束和外部技术落差等原因，企业和企业家基本上是依靠商业和政策性套利模式成长起来的；但在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接近市场均衡阶段后，单纯追随型的商业套利空间都已经越来越小。

创新成了唯一的出路。创新经济体系作为一种兼具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投入的新型增长模式，对产权保护和法治公平的敏感性远大于套利经营模式；与此同时，创新成果对原有市场利益结构的破坏，也会引起既得利益群体的诸多阻碍与反击。

要为创新建起围墙——知识产权保护。如今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让位于高质量发展，内生需求之下，创新型国家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外部压力之下，全球化浪潮席卷开来，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空白也急需填补。

经济学家唐杰表示，针对“创新中的政府角色”理解，应该以市场为中心，同时保障市场公平、保护市场竞争的合理，能为市场机制的完善创造更好的环境。

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根据该方案，国务院将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职责、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商标管理职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原产地地理标志管理职责整合。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负责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的注册登记和行政裁决，指导商标、专利执法工作等。商标、专利执法职责交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

不只一位专家曾指出，改革前的知识产权领域机构设置，不利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和实施，也不利于构建公开公平、诚信透明的市场环境。要打破知识产权分散管理模式，关键是要建立统一的、高层次的、强有力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实现对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事务的集中管理，整合资源、优化服务，统一标准、严格执法，切实避免管理中的缺位、越位、错位问题，提高国家对知识产权事务的管理效能。

2019年元旦当天，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北京揭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揭牌。自2019年1月1日起，该法庭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受理相关案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吴汉东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说明中国将像美国、日本一样，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集中管辖制度。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原司长尹新天解释，采取这种做法的目的，一方面是缩短程序，加快审理速度；其次可以更加统一全国知识产权审判的标准；可以更有效率、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利益。

几个月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重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他专门提到专利修法，表示“将引入加倍惩罚的赔偿机制、大幅提高法定赔偿额，目的就是要让严重侵权假冒者承担付不起的代价”。

“从保护创新的角度，到底应该在法律上怎么体现中央精神？修法是正本清源的契机，应该认真研究到底有哪些内容阻碍了我国的创新。”民间研究机构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心组织过一场研讨会，与会的国家知识产权局退休官员、最高法院资深法官、学者、律师及企业代表等结合从业经历谈立法建议。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