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聚焦“放管服”改革。8月28日召开的国常会决定，在近年来大幅压减生产许可证基础上，再取消内燃机、汽车制动液等13类产品生产许可证，对其中涉及安全、健康、环保的，转为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认证费用由财政负担，以“减证”促“简政”，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几十年前做电话都要有许可证，现在需要的已经很少，未来也势必越来越少。”CEI中国企业研究所秘书长唐大杰表示，“这对于企业来说肯定是有正面意义的，说明我国对于经济生产领域管制越来越放松。这是我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承诺向国外逐步开放的计划当中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30多年来得出的道理——经济自由度越高，活力越强，市场最终受益。”

“现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设定的行政许可中，还有不少是不必要的。” 在今年6月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

据了解，2017年至今，我国已经多次压减生产许可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6月28日曾提到：“大力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今年要把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再压减一半以上，中央层面再取消下放50项以上行政许可。做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修订工作。”

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9月底前将工业许可证发证产品种类从24类压减至12类以内，10月底前将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再压减30种以上，同时还将推动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检验检测认证市场。

“我们的行业协会是自下而上产生的，这有一个好处是对全国情况比较了解，但也造成了设置门槛、降低企业活力的问题。取消一批生产许可证其实就是简政放权。但有些行业确实和安全有关，那么对它进行强制许可。实现该管的管，不该管的放开。这样就能充分调动市场潜力，又不降低安全程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曹和平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表示，削减证明事项，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在总量减少的前提下，实现清单化管理。对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可通过部门信息共享解决的、可以用非证明形式替代的，要坚决削减。另一方面，在守法诚信的原则下，推进建立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从正向激励和负面约束的角度来夯实社会信用基础。

既要放权，又要管好。此次国常会也强调，要“把更多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

具体来说，各地各部门对其审批或指导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已取消审批但仍需政府监管的事项，由主管部门负责。强化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涉及公共安全和群众生命健康重点领域的监管，杜绝盲区。

例如，在工业方面，会议要求减证不减责任，各有关方面要推动构建以标准引领、企业履责、政府监管为基础的管理体系，确保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与此同时，随着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市场监管方式也亟待创新。此次国常会明确，涉企行政检查原则上都要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推行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完善对新兴产业的包容审慎监管。推进“互联网+监管”和信用监管。建立联合惩戒、终身禁入等惩戒机制。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王晨婷/文 贾丛丛/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