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精髓在于“传统”，它集结了前贤的经验技术，包括创作观念、理法论述和表现技巧等。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许多国画家以靠拢“传统”为标榜，失了“传统”似乎就不是国画了，好像舍去皮黄就不是京剧一样。

学画之始，临摹传统必要心恭笔松；创作之境，纵然造化在我亦须法度相随。两者于“传统”而言，境界不同，但态度无异。事物是多面的，如此强调“传统”有无弊端呢？凡参照“传统”画论作画，必然屡试不爽，然其新意安在？由此来看，“传统”确是刻木如腐的双刃剑。

元代吴镇钟情董巨，其画清华朗润，了无尘俗。董其昌在巨然的《层岩丛树图》上题道：“观此图知吴仲圭师承有出蓝之能，元四大家自本自根，非易易也！”从此跋语可见，董认为元四家并非开山立派的宗师。元四家对“传统”理论研究不可谓不深，技法掌握不可谓不完备，然不能“自本自根”，何也，囿于“传统”而已。李可染说：“对于传统，要用最大的力气打进去，再用最大的力气或者更大的力气打出来。”说得简单明了，但鲜有成功之人。

元四家、明四家、四王吴恽等已登巨人之肩且稍有迈进，为“传统”添砖加瓦，没有他们就没有那么丰富、醉人的“传统”。

再看张大千三访毕加索，但毕加索似乎更青睐齐白石，何故？此中无权势相扰，只有其对齐白石艺术的仰慕。正是因为齐白石冲破藩篱融古铸今，因而毕加索叹道：“我不敢去你们的中国，因为中国有个齐白石。”南宋的梁楷、牧溪，清代八大、吴昌硕，近代黄宾虹等先辈都是“创新型”开宗立派的巨匠，他们仅用“传统”开启智慧而另立高峰。他们开辟的新天地融入了“传统”，“传统”也因他们而磅礴。

人各有慧根，当因材施教。画论中写道：“前人恐后人之不善变，而先自变焉。后人更恐后人之不能善守，前人而坚自守焉。然变者有胆，不变者亦有识。”“变者”令人敬仰，“不变者”同样伟大，他们牺牲自己为后人播种福田。

若为“变者”当如何抉择？郑板桥给出了一半答案，“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七分好说，抛掉部分将做如何？余以为当以其他学养融入补足之，方能全齐十分，知识结构不同，作品必然有异，或可另辟蹊径，此另一半答案。

学画无常，明明规划如此，却成别样景象，明是“变者”忽而又成“不变者”，或相互转换也未可知。只愿我辈“福至心灵”，为国画“传统”增补血液。

作者系赵晨，职业画家。师从郭石夫先生，为入室弟子，主攻大写意花鸟和书法，兼作山水。作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央美术学院等多家机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