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业银行年报的相继披露，底子薄弱、“垒大户”情结严重的农商行资产质量情况也浮出水面。4月16日，北京商报记者统计60家农商行（包括已上市及未上市）2018年年报及2019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发现，近六成农商行披露了2018年末不良率数据，其中有18家农商行不良率上升，15家农商行不良率有所下降，2家农商行不良率与年初持平。在分析人士看来，农商行不良率上升与客户群体单一、贷款集中度高以及监管部门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等因素有关，未来应开展差异化竞争来缓解“垒大户”情结。

18家农商行不良率上升

北京商报记者统计了53份非上市农商行年报及同业存单计划、7份A股及H股上市农商行年报。在这60份农商行年报及同业存单计划中，有35家农商行披露了2018年末不良率，其中内蒙古乌拉特农商行、濮阳农商行、湖北咸宁农商行、武汉农商行、山西临猗农商行、黑龙江建三江农商行、湖北襄阳农商行、河南兰考农商行等18家农商行2018年末不良率较年初有所上升。

内蒙古乌拉特农商行2018年末不良率进入“4”字头，达到4.1%，较年初上升1.63个百分点。湖北咸宁农商行不良率逼近4%，为3.74%，较年初上升了1.07个百分点。另外，濮阳农商行、黑龙江建三江农商行、武汉农商行、湖北襄阳农商行不良率进入“3”时代，分别为3.55%、3.2%、3.59%、3.64%；河南兰考农商行、张家界农商行的不良率也分别达到2.96%、2.3%。

根据湖北襄阳农商行2018年年报，截至2018年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78亿元，较2017年末的2.59亿元大幅增加3.19亿元；不良率为3.64%，大幅上升1.7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的上升使得拨备计提不充足，该行的拨备覆盖率由256.25%降至152.66%，接近监管要求120%-150%的红线。

另一家“3”字头不良率的银行是黑龙江建三江农商行。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该行不良率为3.2%，比年初上升了1.7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大幅下降85.93个百分点至153.51%，也接近监管要求的120%-150%拨备红线。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也有不少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出现明显好转。比如，贵州乌当农商行2018年末不良率为11.75%，虽然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比年初下降了3.22个百分点。此外，内江农商行、云南蒙自农商行、江苏如皋农商行、新疆喀什农商行等2018年末不良率也均较年初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此外，在上市农商行中，目前已有江阴农商行、无锡农商行等7家A股及H股农商行披露了2018年年报。由于上市农商行保持了较好的资产质量控制能力，除重庆农商行和九台农商行外，其他5家农商行不良率均出现下降。

事实上，个别农商行、农信社等小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滑坡、风险抵御能力不足等问题也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审计署日前公布的2018年四季度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显示，7个地区的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存在不良贷款率高、拨备覆盖率低、资本充足率低、掩盖不良资产等问题。其中，河南省存在不良率高的问题，截至2018年底，河南浚县农商行等42家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5%警戒线，其中超过20%的有12家，个别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超过40%。另外，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部分金融机构存在掩盖不良资产的问题：2016-2018年，河北银行、河南中牟农商银行、山东滕州农商银行等23家金融机构通过以贷收贷、不洁净转让不良资产、违反五级分类规定等方式掩盖不良资产，涉及金额72.02亿元。

图片来源：审计署

贷款集中度高或为主因

农商行不良率上升与当前整体经济环境不佳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贷款集中度高、抗风险能力较弱。

比如，湖北咸宁农商行2018年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该行前五大贷款行业分别为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房地产业，这五大行业贷款合计占贷款总额的59.53%，其中第一大贷款行业农林牧渔业余额占比高达15.68%。

对于湖北咸宁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去年7月出具的评级报告中指出，该行对公贷款中房地产、建筑等行业贷款占比较高，行业投放较为集中，不利于信用风险分散。同时，该行2017年末关注类贷款占比达28.27%，未来信贷资产质量存在较大下行压力。

不止非上市农商行，上市农商行同样也面临贷款集中度高的现象。重庆农商行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该行不良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为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以及建筑业，不良率分别高达4.27%、3.44%和2.14%，其中制造业不良率较2017年末大幅上升了2.06个百分点。

对此，恒丰银行战略研究部研究员王丽娟认为，一般而言，农商行主要依托当地经济，与当地经济有着较大的关联性，这也容易造成其贷款集中度高等问题，同时加上农商行自身的经营、管理及风控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容易导致不良率上升的现象。

另外，监管部门关于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也使得农商行坏账风险暴露。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近期对武汉农商行开具的评级报告指出，2018年以来，该行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划入不良贷款，2018年末不良贷款余额50.56亿元，较年初大幅增长23.25亿元；不良率为3.59%，较年初上升1.38个百分点。

在首创证券研发部总经理王剑辉看来，农商行的主要客户群体都是农村或者基层的小微工商户，整体的信用水平和盈利能力都相对较弱，再叠加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对小微和农民的收益影响可能会更为显著，从宏观层面上决定了农商行不良率会处于高位。另一方面，农商行涉及的相关行业也面临低迷的局面，比如农产品市场一直呈现持续走低的状况，进而也影响到农商行的相关业务。

差异化竞争化解“垒大户”情结

事实上，长期以来，农商行受限于地域、客户资源和员工素质等方面因素，已成为坏账暴露的重灾区。而随着金融去杠杆、监管趋严，农商行面临的不良资产压力依然存在。

银保监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末，商业银行不良率为1.83%，较上季末下降0.04个百分点，但是较2017年末上升0.09个百分点。其中，农商行的不良率为3.96%，虽然较上季度末下降0.27个百分点，但是与2017年末相比上升了0.8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农商行的不良率仍有上升趋势。资深金融分析师肖磊表示，整体来看，农商行本身涉及的领域是一个较为低增长的领域，这种情况跟诸多商业银行的业务本身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如果整体经济增长放缓，政策对三农的支持不到位的话，很容易带来更高的不良率。

而在农商行整体资产质量承压的背后，应开展差异化竞争来疏解“垒大户”情结。王丽娟表示，贷款集中度高会增加农商行的不良风险，尤其是当地经济发生问题时，对农商行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农商行需要提升经营、管理和风控能力，同时，也要有丰富的产品来服务客户，满足多类型客户的需求。

肖磊也指出，农商行需要更多差异化的信贷措施，能够很好地借助当地的信用中介来完善信贷数据的积累，持续做深耕化的服务，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未来资产的质量，降低不良率。

“农商行应依靠政府的支持和政策倾斜，使得综合融资成本尽量降低。同时，政策也应使得农商行的业务相对适当扩大，除存贷款业务外，适当增加一些衍生业务，让农商行的收入多元化，增加抵抗风险的综合能力。另外，农商行还要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改善盈利模式和产品质量。”王剑辉补充道。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