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的陈敏华至今仍然很忙，日历上的日程已排到了11月，几乎被填满，她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

有人说，陈敏华是“拼命三郎”。为尽快写完首部《肝癌射频消融》专著，她曾把自己关在医院附近的宿舍一年，与年迈多病的丈夫“分居”。丈夫多次大手术或住院，她几乎全“缺席”；母亲病危前的最后一眼，也终未能见到。“对于家人，我很愧疚，于我而言，患者和工作永远排第一，家人就只能排第二。”回想起过往，陈敏华眼圈泛红。但她说：“人一旦养成习惯，就不会觉得苦和累，也不会委屈，作为一个被病人需要的医生，这些是最起码的，很多前辈都这样做，我不是特例”。

“结缘”超声科

从1978年接触到超声仪器，陈敏华这一辈子便再也不愿意放手。

那一年，院长告诉陈敏华准备引进超声仪器，希望她能参与。这是当时最新的影像仪器，“心脏、血管如何搏动，都可以实时显示出来，这让我非常兴奋，也很珍惜这个机会。”

当时在中国，肝癌、胆系癌症等的早期诊断非常难，而陈敏华发现，凭借手中的探头，应用不同的操作手法和各种附加方法，可以在癌症的早期诊断上发挥重要作用。

陈敏华从医40年，前20年醉心于肝癌、胆囊胆管癌、肺外周癌、食管癌的早期诊断，也突破“禁区”，让超声应用于神经外科对颅脑、脊髓微小肿瘤的术中定位；后20年则沉浸于超声引导对难治性大肝癌的规范化介入治疗，打破了医学界的固有观念。当她和学生站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研究成果时，她实现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许下的誓言：“我要在国际会议上，用我的成就，让世界重新看中国。”

几十年来，陈敏华要求自己尽可能地多挽救一个患者，希望把曾经失去的时光追回来。风华正茂的年华，陈敏华从北医下放到西北挖土建院。到了1978年回京有机会参加超声诊断工作。“当时国内没有太多资料，我到协和图书馆去查阅国外资料，看到王淑咸教授、曾宪九教授每个礼拜日固定的时间就坐在那儿看书，风雨无阻。他们当时已经六七十岁，在国内、在自己的领域都是第一，还在翻阅医学资料学习。那时候我不到四十岁，对我触动特别大。”这个情景生成了一幅画面在她的脑海里留存至今。

1987年被公派到日本留学期间，陈敏华在日本得到了7个来自政府和专业机构的“表彰状”，发表了近二十篇论文，完成了博士课程，她的博士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并获得奖状奖金。但是因为自己医院的相关科室严重缺人，她没有时间考英文故没有拿回博士文凭。但她的指导教授给北大校长写信，称她的研究和工作精神是全体研究生的榜样......回国后，陈敏华放下行李箱两天以后就了紧张的工作。

陈敏华急不可待地把学到的新技术应用到日常治疗中，实施她在日本就构思好的肿瘤早期诊断、分期诊断、超声介入诊断治疗新技术，率先开展了国内外尚无人开展的超声引导经皮腹腔神经丛阻滞对胰腺癌止痛等多项诊疗新技术。

由于每天接触大量的中晚期病人，陈敏华发现肝癌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中国的肝癌发生率是世界最高的，占全球的54%，又因为没有很好的体检，发现了就是中晚期”，这些失去手术切除机会的病人，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此后，陈敏华开始研究并打破超声科只能诊断的局限，开展超声引导肝癌射频消融治疗。自1999年开始，在无数次动物实验下精心治疗每一例，做了三十多例消融治疗以后，陈敏华得到了放射科主任的充分认定，“真的不错，灭活效果很好”。陈敏华内心存有一种执著的力量，“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它可以为老百姓造福，就一定要努力做下去。虽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和不同意见，但我始终没有动摇”。

当时，国际上认为射频消融只能治疗肿瘤直径3厘米以内的小肝癌，无法解决较大肝癌的灭活，而中国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癌多数较大。面对难题，陈敏华和她的研究团队独创性地提出数学计算模式下的３层重叠定位等多种布针治疗方案。“大大提高了５至６厘米大肿瘤的一次性灭活效果。”陈敏华说到。

尽管陈敏华的团队取得了如此成果，但在肝癌的治疗上，国际舞台少有中国的一席之地。2002年，国际肿瘤消融大会即将在意大利米兰召开。陈敏华联系到主办方，被告知论文的征集已经截止了，建议她可以到现场贴海报。于是陈敏华来到了米兰，身着旗袍，信心十足地站在了海报前介绍，吸引了大部分委员过来观看。

第三天的上午是大会评奖和重点发言，之后是闭幕式。早上，陈敏华却被大会主席告知被评上优秀论文并希望她在大会上做25分钟的发言。号称“世界消融之父”的大会主席L氏评价：“你做了我们欧美同行一直想做而没有完成的一项伟大事业。你将拯救很多的肝癌病人”。

陈敏华又被哈佛大学放射科破例邀请去讲“射频消融技术”。会上医生们提问：你怎么能完成这么难的治疗？怎么能把这个针很准确的刺到这么细的血管里进行阻断？

“我想了一下说，因为我的祖先遗传给了我这双手，我的祖先可以在头发上刻字”。著名教授G氏说，今天让大家看到遥远的东方有这么高超的技术在治疗肝癌......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几位中国留学生激动得流泪，大家都兴奋地抱作一团了。在陈敏华心里，能延长患者生命，能为祖国赢得荣誉，“这是最大的褒奖”。

把患者当“亲人”

做成国际同行想做而没做成的事业，付出的代价难以想象。由于常年握探头、消融针、写文章，让陈敏华的食指失去了指纹，中指关节屈曲畸形；在日本留学时，十数次在放射线照射下做动物实验，十指前端的皮肤遭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坏，真皮层都没有了，到冬天裂的都是血口子。紧张的工作使陈敏华在西北的时候就落下的心肌病更加严重，但了解到安装起搏器之后就无法操作射频治疗的时候，陈敏华坚决地选择了继续工作。 

到2005年的时候，陈敏华团队的这一项治疗技术已经成熟，被评为北大“十大基因时代的新技术”之一，受到北大校长及专家们好评。但陈敏华最难忘的，还是2002年她治疗的近百名患者的新年联谊会，一场跨越生死界的医患交流会。

“一进门，很多病人穿着鲜艳的服装，来共庆新生，彼此热泪盈眶的相拥。”

一位来自清华的老师从美国回来请求治疗。5年后她因肝功能差大量腹水，还坚持到医院来向陈敏华告别，赠送锦旗“精湛医术，五载岁月为证”。面对记者，陈教授讲起这一段医患生死情，泪水顺颊而下，她一直怀念这位活得有尊严的老教授，激励自己追求“精准”。在她心里，凡是她医治过的病人，就都有了亲情。

陈敏华曾经治疗过一个患了肝癌的北大博士生，因为被查出肝癌而找不到工作。“我第一次给他治疗的那天晚上，飘着大雪，他治疗后自己走回去，只有一个小女孩陪着他。他没有生活来源，父母已下岗。当时我从心里很同情他，想帮他，把身上仅有的两千块钱给了他。”

随后，陈敏华竟然亲自去拜访这个大学生应聘的单位，说她一定会治好这个大学生，请求单位招聘给他机会。

多年来，陈敏华的患者大半都成了她的朋友，很多人与亲戚无异。有些患者即使去世了，但孩子们年年来看望她。知道她和先生身体不好、孩子又在国外，他们就告诉她，我们就是您的孩子，有事尽管找我们。

眼下，陈敏华的“亲人”已接近3000人。“我准备到明年把那些活过五年、十年的病友都请回来，好好开一个联谊会”。

2009年，陈敏华主编的《肝癌射频消融》专著出版，呕心沥血100多万字，修改了六稿，最后一年与心脏病丈夫“分居”，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高血压心脏病折磨着她，两次高烧40℃住院，她以生命和热血来灌注这本书，只因“目前临床和医生急需本书。”陈敏华几乎每个周末都奔波在全国各地讲课指导手术；在中华医学会的支持之下，她已经组织五个学会的专家共同培训了超过两千名医生。

“博爱，是医生的灵魂。爱祖国、爱医学事业、爱我们的患者，争取在医学领域有更多的世界领先，造福患者，为国争光——这是一种责任和信仰。”陈敏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