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调穿透式监管、严控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高压下，政信融资违规担保乱象仍屡禁不止。近期，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公布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问责情况通报，部分信托公司因违规与地方政府签订担保函而受到点名批评。事实上，去年以来，针对地方政府变相举债的一系列监管措施接连落地，政信业务得以整肃，未来随着监管政策影响力逐步释放，政信融资违规担保现象将进一步减少。

违规担保被罚

近年来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较快，隐性债务风险积聚，清除国家经济债务“灰犀牛”成为监管主旋律，多起违规举债案件在监管重拳打击下逐渐暴露。

近期，云南省政府办公厅通报了其管理辖区内1市3县地方政府违规为信托公司出函担保行为，从披露具体情况看，涉及地区包括云南省保山市、昆明市宜良县、楚雄州禄丰县、普洱市景东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四起案例全部涉及信托资管计划融资，累积涉事金额为13.8亿元。

类似的处罚案例并不少。今年1月，山东信托因“部分政府融资平台业务由地方政府变相提供担保”被山东银监局予以处罚，不久后，国通信托也领到湖北银监局开出的罚单，处罚原因是在信托业务经营中，国通信托违规接收了地方政府部门提供的承诺函。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卿表示，“若出具担保函的融资平台违约来由政府兜底，就属于政府债务，造成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过高，现在很多政府的地方政府债务/财政综合收入都超过了80%，一旦出现极端风险，将对当地经济带来巨大杀伤力，另一方面，信托融资计划违约也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损害”。

缘何屡禁不止

事实上，整肃厘清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任问题一直是近年来监管重点工作，早在2014年9月国务院就已经明确“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此后监管愈发严厉，不过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尽管前期监管对地方政府违规出函金融机构行为已三令五申禁止，但市场上仍接连曝出信托计划违规接受当地政府担保的新闻。

对此，赵卿坦言，信托公司给地方政府平台提供融资，主要是看中政府信用背书。一般平台的可抵押资产不是很多，或者已经对其他融资渠道提供了抵押，所以才会屡屡走地方政府举债担保的路径。

“这些都是早期之前的存量项目，那时候监管并没有这么严，而且也是通行的做法，自2017年财政部严查地方政府违规担保融资，这些存量项目也被究查出来了，所以违规有一定大环境影响，后续可能各地方还会暴露出这方面的合规问题，目前新增政信业务已经做到完全合规了。”一位不愿具名信托研究员补充道。

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也坦言，这是由于信托行业长期沿革下来的潜规则，主要还是实际业务风控需要，为了达到尽可能降低业务风险的目的，而地方政府担保可以很好地给项目增信。

信托公司转型难题待解

事实上，近年来信托公司的日子并不好过，政府兜底信托融资平台违约遭遇严监管，委托贷款通道业务全方位堵路，加之传统业务营收、净利增速都在下降，信托行业转型迫在眉睫。

赵卿认为，信托公司的转型符合大趋势，一是拓宽业务模式，包括尝试资产证券化业务或是证券类信托，比如FOF形式；另一方面是扩宽投资领域，以前的主要投向多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对于平台类项目，未来信托转型主要是PPP方向，此外，信托的转型方向还有消费信托，例如涉足消费信贷领域。

产业基金也是业务突围路径之一， 此前已有信托公司积极试水，去年4月，中信信托参与贵州筑银产业基金、天津海河产业基金的设立。同年5月，中国铝业股份与交银国际信托也展开相关合作，交银国际信托与中国铝业以有限合伙企业形式成立产业投资基金，产业基金规模为20亿元；7月，中诚信托携手A股上市公司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产业基金项目也逐渐步入正轨。10月，中信信托与深圳超多维科技集团、聚信泰富联合成立“计算视觉产业投资基金”。

不过从推进过程来看，创新领域业务进展依然十分缓慢，赵卿坦言，“信托业一直都是以债权类项目为主，其运作模式、收益回报、风险监控与股权项目都有较大不同，信托公司要开展创新业务，需要建立业务团队，风险防范体系、制度流程等也需要相应调整 ，所以需要过程和时间”。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