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舞台上地位日益提高的农商行，也吸引了市场更多目光。近日，常熟农商行股价遭遇滑铁卢引来关注，同时被翻出的还有该行上半年新增的7.68亿元未决诉讼，这一数额已超过该行同期的净利润。北京商报记者翻阅A股上市农商行中报发现，在5家上市农商行中，除常熟农商行外，还有3家银行截至上半年末的未决诉讼额超过了半年度净利润，有的甚至是净利润的近5倍。业内人士认为，未决诉讼可能会演变为潜在危机，影响银行后期经济利益。对于从农信社脱胎的农商行而言，在团队建设和管理等方面仍有待精细化。

A股农商行普陷诉讼烂账

于2016年9月登陆A股的常熟农商行，在上市后的半年多时间内，股价扶摇直上，从4.28元的发行价一路涨到今年5月10日的最高点15.8元。但随后便开启了狂跌模式，截至11月14日收盘报7.95元，半年内跌幅超50%。

首先受到关注的是业绩。从常熟农商行今年三季报来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都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速在25家A股银行中还是最快的，增长了41.77%。

亮眼的数据与常熟农商行近年的快速扩张不无关系，但扩张是把双刃剑，它同时带来了一些后遗症。据常熟农商行2017年中报披露，报告期内，该行作为原告且尚未了结的新增诉讼为654笔，涉及对象582户，金额合计7.68亿元。其中，单户诉讼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12户，共24笔，合计金额2.1亿元。7.68亿元新增未决诉讼的数额，已经超过该行同期5.71亿元的净利润规模。

常熟农商行并非孤例，同样在去年登陆A股的另外3家农商行，虽然今年上半年没有新增诉讼，但历史遗留问题非常巨大。其中，吴江农商行截至上半年末作为原告未决诉讼5.12亿元，超过上半年净利润的4.38亿元；张家港农商行作为原告未决诉讼16.83亿元，远超上半年净利润的3.52亿元；江阴农商行作为原告未决诉讼14.35亿元，同时还有5笔作为被告的诉讼，涉及金额超过3亿元，诉讼总额超过17亿元，也近乎是该行上半年3.52亿元净利润的5倍。

银行表示无影响

在这几家银行中，江阴农商行早前就因与多家银行的官司纠纷备受议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该行相关人士表示，目前未决诉讼尚没有最新进展，以发布的官方公告为准。

常熟农商行、张家港农商行均回应称，未决诉讼对该行整体影响不大甚至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常熟农商行解释称，今年上半年公司新增诉讼案件均为对拖欠贷款本息的债务人发起的诉讼，这些案件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该行不良贷款率也处于1.23%的较低水平。而去年年报披露的诉讼案，分别处于审理、审结、执行、执行完毕状态，其中已审结案件公司全部胜诉。

上半年末未决诉讼余额达16.83亿元的张家港农商行同样表示，诉讼对象主要是无法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借款人。但该行进一步介绍，在发放贷款时，基本都采取了抵押担保或保证担保，当借款人无法偿还本行贷款本息时，通过诉讼的方式不仅向借款人追诉债权，同时可以通过拍卖抵押物或追偿保证人来实现本行的债权。对于保证担保贷款，该行在对借款人进行准入时，对保证人也会严格把关，确保保证人具有担保能力。

“此外，截至2017年9月底，本行的拨备覆盖率为196.83%，提取的拨备就是为了当借款出现损失时，用拨备来进行消化。”张家港农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综合来看，该行通过诉讼以后贷款损失较小，加上拨备充分，因此不会对张家港农商行未来的盈利产生影响。

业内视为潜在危机

虽然不止一家银行表示经营和盈利没有受到影响，但业内人士仍将未决诉讼视为潜在危机。

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诉讼无疑都是一桩“头痛事”。在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怡看来，银行的利润来源应当是正常经营，诉讼通常是费时又费力，通过诉讼往往只能减少或填平损失，难以获得商业利益。

相比费时费力，更可怕的是出现资金无法回收的情况，影响银行后期的经济利益。一位会计师事务所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由于未决诉讼具有不确定性，应计入“或有事项”，将来银行胜诉获得的赔偿也仅属于一项“或有资产”，能否转化为真正的资产要看法院判决结果；但如果是银行败诉，那么或有资产就彻底消失了。而且当“或有事项”的不确定性大于一定比例，将被计入“预计负债”，它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出。此前也不乏企业为打官司花费巨额律师费的案例。

不仅如此，大量的未决诉讼其实正是农商行风控存在短板的一个反映。王德怡认为，未决诉讼多，说明银行在前期的法律合规和风险控制方面有较大的漏洞。一位农商行人士也坦言，由于很大一部分农商银行是由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行等金融机构转制改建而来，农商行全部接收了原先机构的员工，从而带来一些遗留问题，管理体制相对落后，人员进出没有统一标准。

农信机构对于重要岗位人员的考核也不够严格。据了解，一家拥有17个网点的农商行，风控团队仅有3人，而这样一个团队却要承担诸如设计扶贫搬迁贷款的重任，同样突出的还有复杂的人情关系问题等。

贷后管理薄弱成祸根

从银监会发布的2017年一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来看，我国农村商业银行一季度的不良贷款率为2.55%，在所有商业银行类型中最高，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民营银行、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64%、1.74%、1.5%、0.64%、0.89%。不良率上双的情况也存在于个别农商行身上，9月中旬，山西省一家农商行被曝不良率从去年开始失控飙升到近30%。

“总体来讲，各类银行中，农商行公司治理水平、经营管理能力确实偏弱一些。”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

对此评价，上述农商行中的一位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提出不同角度的看法。该人士表示，宏观经济的下行，令企业出现较大面积的经营状况，进一步导致银行不良率攀升。但同时应该看到，银行的制度也在与时俱进地完善中，不良率维持在一个安全范围内。

翻阅农商行财报也有不少类似的表述。常熟农商行在2017年中报中提到，除了对客户信用予以量化评级，该行还每年定期对企业贷款客户进行重新评级，若客户的财务状况或业务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将及时调整其信用评级。江阴农商行表示，上半年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开展重点行业和客户信用风险排查、企业互联互保贷款风险隐患排查、信贷业务专项检查等专项排查工作，加快处置不良资产。

有业内人士表示，多数农商行对一些企业基本贷款核查并无问题，关键在于后期对企业的追踪。团队建设与管理粗放，缺乏精细化管理，或是农商行风控能力的短板。一位银行业人士建议，农商行还应提高员工风险意识，搭建风险管理专业人才队伍，完善风险管理人员轮岗制度，落实责任与考核等。

北京商报记者 程维妙/文 宋媛媛/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