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艺术圈起起伏伏，从艺术创作到商业市场，有高峰、有低潮，有认同、有争议。作为艺术品的创作者，艺术家作品及创作状态不可回避地处于关注的中心，与此同时，围绕在艺术家们周围的画廊、拍卖、媒体等机构，共同勾画出当下艺术圈的生存状态。对于这些现象，每个人角度不同、位置不同，认知也会不同。在此背景之下，我们邀请艺术行业的长期参与者阐述他们眼中的绘画艺术和圈子。

作为当代金陵画派代表性的艺术家，张尔宾博采众长，视野开阔，表现技法丰富，对于山水画创作有着很深的见解。他说，昔中国山水画有南北宗论，然画家不可有南派北派之分，理应兼收融合方能为中国大山水立传，尽自己所能画好每一幅画，达到可看、可行、可游、可居的境地，在民族传统绘画求索的道路上留一个脚印。

北京商报：从事艺术创作多年，您有何心得？

张尔宾：我的学画经历来自于我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我坚信“转益多师是我师”的信条，具体学画过程可以概括为练、悟、变，练就是长期不断地学习苦练传统技法，悟是每个画家必须的最苦恼的阶段，悟到悟不到，悟通悟不通，这和本人的人品学问、修养、功底相关联，变非易事，需要有识有胆、知己知彼，变是个性发挥，变是继承发扬，能变就是新。

北京商报：中国画中的“写意”指的是什么？

张尔宾：这指的是中国画家在创作中的笔墨性情，笔墨表现“写”，性情体现“意”，写意给中国画家提供了一个无限施展个性的空间，是中国画的美学品格与追求，是最高的表现形式和境界，中国画家能用最单纯最天然的水和墨、最简单的工具和方式表现出大自然中万物生生不息的千变万化的生态，这就是中国水墨画。

北京商报：您如何理解中国画的评判标准？

张尔宾：当下中国画的水墨写意精神日渐衰落令人堪忧，有人认为中国画没有评判标准，这肯定是错误的。中国画早已有六法、六要、六长、十二忌，南齐谢赫古画品录首先谈到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转移摹写，六法早已成为鉴赏、评论、学习中国画的标准，经千载而不易。只是当今很多国画家“有法不依”。比如画山水用笔用墨勾、勒、皴、擦、点、染，古人有非常完备的技法，但有的画家要皴全用皴，要点全用点，没有那种勾皴点染浑然一体的功夫，只是从古人技法元素中抽出一点然后强化，变为个性和所谓创新加以炒作。

北京商报：在中西方文化艺术碰撞、融合的背景下，有些人对于传统一直持质疑的态度，您是如何理解的？

张尔宾：何为传统？对我们来说前辈大师们和他们留下的经典作品就是传统，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文化遗产，是财富也是资源，是不朽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发展史。他们是座大山，我们应该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心、感恩之心，我们的责任是只能在这座山上植树造林，让青山更加枝繁叶茂，绝不能乱砍滥伐，我们也要给后代留下一个绿色的文化生态环境，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去追求一个至真至善至美至高的现代文化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民族的自尊自强自信之心，这样就能用丰彩照人的不朽笔墨来完成我们民族独特的形式和崇高美。

北京商报：中国画是否可以创新？

张尔宾：中国画创新是美术界特别是中国画家喋喋不休的问题，我以为中国画的“创新”是历史的、必然的、自觉的。几千年来，中国画始终能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未能被其他艺术所冲击所代替。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它有很强的继承性，中国画在技术上重层次、重步骤、重规律，有条有理去表现对象。中国画的创新我认为更是老年画家的责任，年轻的画家更重要的是对传统的学习和继承，应该考虑的是“进”，即“用最大的力气打进去”，等待厚积薄发。而老年画家应该是“出”，“用最大的力气打出来”。黄宾虹、齐白石的六十变法、衰年变法，是有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深厚的传统功力、文化积淀后才从容应变。

北京商报：在中国画创作中，落款是一门大学问，但是当代许多画家喜欢穷款或无款，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

张尔宾：在当下较多画家对自己的作品只是落下穷款或单款，连画题也没有，这的确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款识是作品整体的一部分，宋代画家郭熙曰：“作画先命题为上品，无题便不成画。”提款的内容，字的多少、大小位置等都应是十分讲究的。题得不妥会影响整幅作品的章法、意境，林散之、高二适先生都主张以书法入画，“书法计白当黑，画亦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能强求书法家会画画，但画家一定会写字、写好字。款识当对作品的内涵、章法、意境起到一定生发作用和美感，这也是作为画家应有的基本修养和素质。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胡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