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艺术评论家彭德发表的一篇关于当代学院美术教育的文章在圈内引起热议。犀利的言辞让人重新开始探讨“传统艺术师徒制”的现实价值。放眼中国美术发展历程，师徒制存在由来已久，但随着现代美术学院教育体系的建立，传统“师徒相承”的模式逐渐趋于边缘化。多年来，在艺术院校扩招的背景下，艺术水准的含金量降低，学院美术教育的弊端日益显露，师徒制教育则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有专家指出，长远来看，传统师徒制虽不能代替院校教育，但对于中国艺术的未来发展或有着全新的意义。

忆传统：

名家辈出的师徒体系

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学习范式，艺评家齐建秋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将其概括为三条路径：“一条是学院教育，一条是师徒传承，一条是自学之路。”而理论学者郎绍君也曾将其概括为“师徒-自学模式、临摹终于写生和重视传统画论”三点。艺术家成才，师徒传承的佳话自古以来是老生常谈。20世纪初，西学东渐，现代美术学院的雏形逐渐形成。但贯穿整个20世纪的美术教育基本上是多元的，学院教育与传统师承并行。直到21世纪以来，美术学院日渐成为中国画教育的主流，艺考队伍日益壮大，而师徒制模式被贴上老派、过时的标签，趋于边缘化。

前人所崇尚的师承关系，并非学生一味跟从老师学习技艺这般简单。师徒相授，教授技艺，更传承思想，包含了品位、品格、修养、境界等精神文化内涵。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对晋至唐时期画家师资传授的情况做过探讨：“至如晋明帝师于王滇，卫协师于曹不兴，顾恺之、张墨、荀员师于卫协，史道硕、王微师于荀昂……各有师资递相仿效，或自开户牖，或未及门墙，或青出于蓝，或冰寒于水……”

在大师迭出的民国时期，同样有许多师承的典例。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徐建融认为，这一时期师徒传承教育中最成功的要属吴湖帆的“梅景书屋”。“梅景书屋”入室弟子张守成曾在文中回忆：“吴老师的教学方法是因人施教，寓教学于闲谈。他很少，甚至可说从不当场作画，从不示范教你如何作画。他认为画无常法亦无常理。虽然他常常介绍学生去学古代哪一派，主要是为了纠正你某些作画缺点，提高你的艺术水平。”不开课徒稿，直接给学生看古代真迹并且有针对性、因材施教地让学生临摹是“梅景书屋”秉承的授业方式。冯超然对陆俨少的教育也体现了师承关系的创新与创造。陆俨少的艺术面貌与老师不尽相同，他之后也培养出陈家泠、谷文达等不同艺术面貌的学生。在转益多师的谷文达看来，师徒制不单是课堂上师父教徒弟，他觉得文化、地域的概念，也能构成一种“师承”。

透过这些艺术史上成功的案例可以看出，艺术中真正的师徒制不该是简单的闭门授课，而是在“师师父”、“师古人”、“师自然”中交叠着多种可能性，具有丰富和开放的涵义。

谈缺位：

师不在的传承困境

民国年间及解放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时局动荡，物质条件匮乏，但艺术界却是大师辈出。而此后至今，中国艺坛却鲜有享有国际声誉的书画名家诞生。有声音指出，这种“倒退”从某种程度讲要归结于现代美术学院教育体制的主导及失败。近日，彭德发表了《黔驴技穷的美术教育和展览策划》一文，文章犀利地指出了相关问题：“中国的一些美院还只是高级技校，缺乏人文情怀和人文素质。美术教学方法和教材同现实严重脱节，用的常常是几十年不变的老教材。按照美院专业的排位，至今依旧是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四大重点专业打头，不可动摇。不可动摇有不可见的思想基础，更有可见却不可解的人事基础。四大专业的课程设置始终在前人的见识中打转，由知识老化的教师执事，学生怎么可能有石破天惊的作为？”在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画、书法、美术史、鉴定等曾为中国画创作服务的内容成为了独立的学科，这也造成了学院中国画学生普遍缺乏鉴赏力，看不懂中国画。由于缺少了师徒制的传统，学生对经典不够敬畏，造成了“师不在，理也就不在”的状况，只凭感觉创作，容易陷入浅薄和趋同的窘境。传统中国画传承断代，已是如今中国画教育不可回避和亟须解决的问题。

谈到与院校并行的高研班制度，师徒制也早已趋向“变味”和消解。齐建秋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高研班的一些老师，有时是开学露面一次、毕业一次。期间的授课，甚至是‘领衔’老师的助理或学生代劳。学生能通过高研班提高了多少，其实也不一定。学生难以得到老师的真传，但是私下或许能够认识老师，蒙受指教。其实大家更看重的是高研班是什么样的人办的，进去学习过，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某某老师的学生了。”

在齐建秋看来，画家也是手艺人，这一门学问和演艺界的相声、曲艺有相同之处，是可以通过拜师学习成才、学到真东西的。师徒制的变味、缺位，“师徒相承”的教育模式边缘化，不利于艺术传承的接续。

看未来：

期待双模式的融合递进

很长一段时间，体制之外的师徒制黯然失色是由于美术院校体系的一纸文凭或高研班的结业证书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终极目标。近年来，由于院校的不断扩招，作为社会敲门砖的文凭含金量是越来越低。在这样的语境下，复兴传统师徒制的主张似乎也越发活跃起来。虽然作为主流的学院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无法取消替代，但以师徒制补充、改进学院教育制的漏洞和弊端已形成一种呼声。

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在非遗建设方面尝试将师徒制引入现代学历教育：在全国范围聘请25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工艺美术大师担任实践导师，由院内资深专家学者担任理论导师，招收培养涉及国家级非遗名录中18个项目的研究生。此举在近日召开的研讨会上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和热议。有评论表示，“师徒制+现代教育体制”的方向具有“1+1＞2”的效应：一是实现了资源的整合集中和效应辐射，二是满足了培养现代复合型、综合性人才的需要。在融合之中，艺术的“原汁原味”化入个体性的口传心授中，与现代教育体制结合，从规模化到综合化到进一步拔尖，人才培养效益就有可能在共融共振中得以最大化。

在倡导文化复兴的背景下，师徒制的兴起也属于传统文化复兴诉求的一部分。齐建秋表示：“现在有人主张恢复前人良好的师徒制度，我认为这是源于倡导回归于艺术传统，回归中国画教授方式的思路。这种现象说明人们对中国画旧时传承的一种怀念，强调对中国画的特点特色、方式方法的新追求。”师徒制在新的语境中也带有新的色彩，“此师徒已经不是彼时的师徒了，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师生之间相互学习、切磋的过程”。郎绍君也提出，“要改进学校的中国画教育，重新认识非学校教育——亦即传统中国画教育形式，是十分必要的。推行兼有师徒制因素的工作室制、异师制等，对中国画教育来说，这也许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北京商报记者 隋永刚 实习记者 胡晓玉/文 贾丛丛/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