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家应该如何迎接挑战，把握机遇，既做大做强自己的企业，又形成合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国家又该如何政策引导？6月6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出席了以产业双创为主题的“2017创响中国北京站启动仪式暨全球创新峰会之产业双创高峰论坛”，并做了“新常态下企业家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责任”的主题演讲。

在演讲中，柳传志重点谈到了他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看法，首先他认为企业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今天的中国空前的富强，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家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中国的企业家对“战略机遇期”这个理解最深刻；中国企业家是有追求、识大体的一个群体。”

再者，中国企业家中的少数害群之马不能代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国企业家群体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一。“企业家把企业做好，按章纳税，增加就业机会，就是企业家的基本责任，企业家实际上是财富的创造者；关于勾结官府、腐蚀官员的问题，坚决打击贪腐其实是企业家强烈的要求；依法打假、诚信经商，是中国企业家应该遵守的一个基本道德底线”。

关于新常态下企业家的历史机遇，柳传志也做出解释，新常态就是未来的世界不确定性大为增强，机遇之中，最根本的是先要做大做强自己的企业，给国家增加财富。这其中科技创新将会起到的引领性作用，首先，政府对这种创新、这种新事物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第二，我国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第三，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企业家群体。

关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柳传志认为，先富帮后富，是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所谓先富帮后富的方式，一个是扶贫，一个是脱贫。先富帮后富的这个社会责任做好以后，国家才能稳定，企业才能更好的发展，企业家应该多做这种事情，除了提供钱以外，要提供能力，提供资源。

演讲最后，他还提到了企业家希望国家依法严惩制假售假，包括盗窃别人的知识产权，这是改善社会风气的一个重点。“只要政府不懒政，能够坚决、认真地去抓，立法合适，执法中一视同仁，这个就像醉驾一样，确实是能做得了。”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今天想讲的话题是新常态下企业家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责任。

这个题目中的主语是企业家，所以首先我先说一说企业家。在中国，企业家是一个有争议的群体，社会上大概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家对若干负面影响负有责任，我先想讲讲头一种观点，也是我自己的观点。

首先，今天的中国，相较近代历史来看，是空前的富强，在世界上具有空前的地位。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等等方面，但这一切的坚实基础就是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家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这点我想无需赘言。

第二，中国的企业家对“战略机遇期”这个词理解最深刻。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词，我们这些企业家为什么会特别有体会呢？因为我想不管目前把企业做得多好的、多么了不起的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家，他都可以想一想，如果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你有没有本事把你的企业做成这样？恐怕没有一个人能说他有这个本事。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这个大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只有对这一点深刻理解以后，才能够懂得感恩。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跟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因此这样的人才更懂得珍惜世界和平的这个阶段，懂得珍惜稳定的中国，懂得在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发展，这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中国企业家是怎样一群人呢？我想应该是有追求、识大体的一个群体。不论在哪儿，我想人可以基本分两类：一类是属于“过日子的人”，过日子的人那就是把生活能够过得更舒适一些，家里能够更安稳一些等等作为生活目标，这非常正常；但也有一些人是所谓“奔日子的人”，“奔”就是要不断的挑高他的目标，达到了之后再往前走再去“奔”。“奔日子”和“过日子”并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只是有的人愿意奔日子。其实奔日子风险要比过日子大得多，因为不光要有勇气、有追求，还要有能力，甚至还要有运气等等，甚至可能奔着奔着就摔下来了，或者结果远远不如人家过日子人的生活，但是整个社会实际是靠这些有追求的、“奔日子”的人在推动着进步的。中国的企业家、创业家应该说正是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

识大体，首先企业家不会是愤青，他希望社会稳定，在稳定中求得发展，而不是会看见任何一点不合适就发牢骚，那不会是企业家的做法。

因为以上三点，所以我觉得企业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这是第一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企业家主要有三条负面影响。

第一，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国企业家负有主要责任，认为你们的财富是剥削来的，所以才造成了两极分化。第二，认为企业家腐蚀了官员，侵吞了国有资产并造成了政治腐败。第三，认为当前假货充斥，部分企业造假售假唯利是图，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丧失诚信，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是属于企业家的责任。对上述的这三种说法，作为企业家的一员，我觉得我应该表明态度，以正视听。

首先就是针对刚才说的第一种看法。企业家把企业做好，按章纳税，增加就业机会，就是企业家的基本责任，企业家实际上是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国家，如果要消除两极分化，当然有不同的做法。一种就是干脆全拉平，像40年前一样，大家吃大锅饭，一起受穷，这倒是没有分化，也算是一条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让所有的人，富裕的人更富裕，但是富裕的稍微慢点，后富的人能够富裕得更快点，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里面政府有责任，就是怎么样把税收用得更好，企业家也应该尽自己的努力。

第二是关于勾结官府、腐蚀官员的问题。其实正是由于部分人不能够完全、真正地依法办事，使得企业家公平竞争的环境被破坏。贪腐、官商勾结其实是大多数正派的企业家非常痛恨的一件事情，这使得我们工作、生活都不安全，我想企业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因此坚决打击贪腐其实是企业家强烈的要求。

第三就是关于依法打假、诚信经商。诚信经商是中国企业家应该遵守的一个基本道德底线。

综上，我的结论就是，中国企业家中的少数害群之马不能代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国企业家群体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一。

讲完了我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看法，下面我想讲的就是新常态下企业家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责任。

什么是新常态？我想，新常态就是未来的世界不确定性大为增强，这个不确定性变化幅度会非常大，变化会来得非常突然。这不确定性怎么来的呢？我觉得大概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比如各国政府的政策，或者比如说特朗普上台，你知道他想干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不确定的，再好的数学家也没法统计；另一个就是科技创新，也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这种创新突然会让各个行业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有的行业甚至被消灭掉，同时会产生新的行业，这种变化在近几年特别大，不确定性也特别大。大到对一个国家，小到对家庭、个人的影响，对行业、对企业的影响。这个大家都亲眼看到了，比如说像过去照相机用的胶卷这些东西，基本就没有了，邮局写信也几乎没有了，消失的东西太多了。这就是十几年来，尤其在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大大加剧了整个不确定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风云变幻就特别的厉害，因此国家向何处去，每个企业向何处去，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中国是不是能往好了走，是不是能够更加的富强，能坐在世界上头排金交椅上，人民生活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幸福，在国际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就在这个不确定性中，真的适应得不好的话，一塌糊涂也是有可能的。在这个时候，政府应该怎么做，这可能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我在这儿能讲的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我们每个企业家应该做些什么。

前两天我在看脱口秀节目的时候，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政府干什么去？”，政府自然有政府的责任，但是我确确实实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尤其作为企业家这个群体是有自己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机遇的。

我想先谈谈关于历史机遇。这个机遇之中最根本的还是先要做大做强自己的企业，给国家增加财富。但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阶段下，有特殊的要求。虽然不确定性是广泛存在的，但是其中必然也有确定的东西，就是科技创新将会起到的引领性作用。

这个图的纵坐标是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横坐标是时间轴，这是我的一个感性认识。1800年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非常缓慢，科技、技术变革等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都是很少的，冷兵器，刀耕火种，或者是顶多发明了犁这些东西，航海就是木头船……到了蒸汽机出现的时候开始往上走了，到什么时候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呢？应该讲是计算机的发明，前两个拐点开始往上走，到计算机的出现发明，特别是个人电脑的发明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起来以后，智能互联网的出现就会使这个曲线陡直的上去。在这儿我得多少给我们自己做点广告，就是当社会的发展陡直上升的时候，希望中国人还能记得个人电脑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联想起了重要的作用。说这句话有点不好意思，但心里憋不住，还是想说一句。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咱们国家目前还是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一个什么有利的地形呢？首先先不说企业，咱们的政府已经开始对这种创新、对这种新事物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比如说以前中国最早的争论是中国到底是阶级斗争还是发展经济的争论，跟着就是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争论……实际上现在不是争论而是行动，比如坚决打击贪腐的这种做法等等；第二，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第三，我们国家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企业家群体。那么有了这个成熟的企业家群体到底优势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这么几件事。

第一是未来科技创新的优势。刚才讲到了发展是靠创新引领的，那么这里面现在有几条路，首先是智能互联网，包括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连接、生物工程和互联网的连接肯定是重要的一条；另外能源的变革，可能也是一条路，这个方面我都没有参与其中，我能够感觉得到的，智能互联网的发展必定是重要的一条路。从个人电脑开始以后，到今天移动互联网的硬软件的能力，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在世界前端的位置，这个对我们后边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后边怎么变成智能互联网方面，再比如像工业系统的控制，像部件级技术，比如像传感器技术等等，可能还有跟国外差得很远的地方，但是相信我们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成果，再变成生产力，是能够做到的。

为什么能做到呢？这就是第二点，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已经懂得怎么把科技成果变成产品，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咱们国家，以前是科研院所归科研院所，工厂归工厂，是分开的。经过了三十多年，我们认识到，科技成果变成产品，变成生产力，变成钱必须是在企业里面实现的，在学校，在科研单位是实现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从科研成果转化为最终产品的过程中，科研本身只是诸多环节中的一个环节，你得有钱有资金吧？你得懂得采购吧？实验室成果变成大面积生产，要形成供应链吧？你要能够有销售能力吧？你还要知道客户在哪儿，你还要有服务能力，而且还要有反馈能力，这些东西的火候掌握其实是要靠企业家去掌握的。如果企业家掌握不好这些东西，科技成果就变不成生产力。联想为什么要搞一个“联想之星”呢？就是因为我是从中国科学院出来的，我知道在科学院有很多好的科技成果，就是不知道怎么产业化、怎么推广，拖来拖去就过时了，就被别人超过去了。而在美国的机制就比较成熟，科学家本身非常愿意通过和企业的人合作去发展，他就能够推出产品。有些中国科学家又想当院士，还又想把产品推出去，两边都挂着，还想当CEO，这事他就不好做了。所以这个环节其实中国的企业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可能更强调的是科研成果转移，转移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行业里，一个企业要只等大学、科学院的成果转移出来，再去应付市场，华为能行吗？联想能行吗？根本都不可能，自己必须同时有一支坚实的研发队伍，这个研发队伍甚至要分成几个梯队，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在企业里边实现，我觉得中国企业家是能懂得这个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另外一个问题是科技成果，也就是科技创新怎么实现？一个小企业，或者说几个有科学成果的科学家或者有能力的人，他们怎么能拿到钱，怎么能有创业的氛围，怎么能够把他和风险投资或者天使投资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关口。中关村最近这些年有突飞猛进的进步，就是因为钱来了，这个氛围形成了，这个氛围确实是政府的大力引领之下形成的氛围。但是这些小企业，他有很多选择，有的是小企业最后做成了大企业，像今天BAT三家基本都是这样，靠自己的研发成果，最后自己变成了大企业，像联想曾经投资的科大讯飞，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群体，但是本身又是个很好的企业管理者，最后把它变成了世界一流的一个企业，是自己做大的。还有一种就是科技成果形成以后，一个小企业创业到一定程度，并入到大企业里边去，运用大企业的经济实力和更为全方位的能力，把这个科研成果推出去。

第三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今天中国优秀的大企业的领军人物已经有了能够跨行业、跨地区、跨时空的眼光和经济实力，也就是他的战略布局能力。跨行业、跨地域这就不用说了，所谓跨时空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过去我在做企业的时候，因为钱少，所以非常注意火候到不到，就是市场成熟到什么程度，决定了我往外推不推这个成果。如果市场还没到这个程度，那就要有个预热教育市场的过程，你不能大批的出产品，要不然的话钱就压在那儿了。而现在呢，由于企业家成熟了，资金丰厚了，所以可以提前布点。也许现在看有的东西有用，有的东西可能根本没用，没用我也做了，在那儿等着呢，到了那个火候，它可能就会连起来，这就是眼光吧。你说我们眼光有没有不足的时候？早年BAT三家，百度、腾讯、阿里都曾经和我们的谈过投资，但我们一家都没看，一个是当时经济实力还不足够，一个确确实实当时的眼光也不够。那谁投了呢？你看钱都被孙正义挣去了，被日本人挣去了，被美国人挣去了，那是为什么？是咱们的眼光不够。但是时代走到了今天，情况已经不会那样了。我觉得现在中国大企业的领军人物已经有了这种跨时空的战略布局能力，现在看这些互联网企业确实当资金实力雄厚的时候，前瞻性的布点等等非常重要，说明我们的企业家们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个历史机遇的。

另外还有一点，借助这个机遇，国家要支持企业家还是要走出去，要国际化，要用好国际资源。用好国际资源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优势互补，这儿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联想集团（lenovo），在并购IBM PC以前，营业额是30亿美元，今天的营业额是430亿美元，这就是国际市场跟中国优势结合的结果。第二，我想着重想讲的，就是我们应该利用国际资源来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联想控股战略投资的领域之一是现代农业与食品，在这方面确实给了我一些启发。我们的企业在中国种植水果的时候，对土地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中国的土地的平均有机质含量大概占多少呢？0.2%。褚时健老先生种褚橙，好好的把土地保养了七八年，大概提高到了6%，而我们在智利合作的几个农场，最差的一块土地大概有机质质也能到12%，有的甚至高到20%。这样一对比，才知道我们这几十年来，不断的向土地要产量，拼命的施加化肥，再加上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土地已经贫瘠到了这个程度。那么，现在我们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国外又在这方面有富余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用国外的资源来改善我们的环境，比如说像某些我们稀缺的资源我们进口，土地让它去轮休轮种，让土地休息，配上有关的菌种，让土地的腐殖质能增加。这个东西需要顶层设计，比如城镇化，让农民大规模的集中以后，少量的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其他的农民去做别的工作。这个当然是国家层面考虑的东西，通过这种做法我相信，慢慢地通过我们的资金实力，通过我们其他的能力来用国外的资源改善我们的环境。不能我们把事做好了，就说破坏了资源，今天当有能力改善资源的时候，又不让钱出去，大幅提高关税不让人家的东西进来，这就是两头都做得都不合适了。所以我觉得，希望政府层面在顶层设计上有更多考虑。

下面讲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了。在社会发展层面，企业家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先富帮后富，这是应尽的社会责任。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先生讲的这句话，就是可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后边还有一句话，其实是“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天中国的企业家群体，除了交税，提供就业机会，这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中国毕竟太大，而且政府的改革也有困难，所以企业家本身应该多做些事情。所谓先富帮后富的方式，我觉得一个是扶贫，一个是脱贫。扶贫的事情，这是马云说的话，我听了觉得挺有道理，他说扶贫的这个事应该由政府来做，也就是把税收用来扶贫，扶贫是什么？扶贫是输血，哪个地方最缺血，哪个人最缺血，就给他输血。脱贫是什么？脱贫实际上是帮助你改善造血的功能，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多做这种事情，就是除了提供钱以外，要提供能力，提供资源，比如帮助某个地区人才的培养，帮助某个地区就业，帮助某个地区形成有特色的经济增长能力，这些东西其实是企业家应该考虑的。我想光一个企业也不够，应该希望企业家群体共同有这个认识，特别是民营企业，我相信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希望我们能这么做的。先富帮后富的这个社会责任做好以后，对企业家本身来说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只有那样国家才能稳定，企业才能更好的发展，只有人人都富裕以后，社会空气湿润，互相关心，整个风气才能有所改变，人人都会感到愉快和幸福，企业家实际上也是获得了一种回报，是一种对社会的感恩，也是一种愉快。

最后还想讲一点，就是企业家希望国家依法严惩制假售假。打击制假售假，包括盗窃别人的知识产权，应该是咱们国家改善社会风气的一个重点。因为制假售假不仅直接影响了人的生活，比如食物有带有毒性的东西，直接危害了健康，也是对社会风气本身一个极大的冲击。在街上一个老年人躺在那儿，你一扶他，他竟然可能会讹诈你，如果整个社会毫无诚信可言的话，你就是再富裕有什么用？中国社会就没有了希望。但是社会风气这个东西都是有连贯的，所以打击假货，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重点。好在这虽然是重点问题，但并不是难点，我并不觉得打击假冒伪劣有特别大的难处。当然一定有一些小的难点，比如在执行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具体的细则，执行起来有困难，但是绝对不是大难点，只要政府不懒政，能够坚决、认真地去抓，立法合适，执法中一视同仁，这个就像醉驾一样，确实是能做得了。

最后，我想引用一段话作为结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的队伍。”

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