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从“负面清单”到“供给侧”，都说到了文化消费的症结上。

有一个数据常被引用。据专业机构测算，2013年底，我国文化消费潜在规模为4.7万亿元，而实际文化消费规模刚刚超过1万亿元，存在超3万亿元的文化消费缺口。

近在咫尺，远在天涯。这超3万亿元的缺口，不是打开印钞机就能赚取，不是产业园遍地开花就能办到，更不是政府行政驱动就能立竿见影。在转型创新和服务的新常态下，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未有之变局，凯恩斯退场，新供给登场。

此“供给”非彼“供给”。作为文化消费的主力，中产阶层越来越不能忍受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他们喜欢个性化的文化产品，讨厌烂片、雷剧、宣教和低幼，开放的市场提高了他们的品位，如果国内的文化产品止步不前，他们就把“北京镑”和“爆买”留给国外文化产品。这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这是市场的问题。江湖事江湖了，市场的问题市场了。文化有自己的祖国，但文化消费没有国界。

供给侧改革，其实归纳起来很简单，要么减税降费，要么松绑管制。对于制造业来说，减税降费尤为重要；对于文化企业而言，松绑管制可能更加关键。

供给侧是深层次的改革，是削权割肉断腕，是减少政府的干预之权。文化市场的制度供给问题在于，重补贴刺激，轻创新鼓励。长久以来，“补贴失灵”就困扰着中国的文化产业。政府补贴的激励制度太过粗疏，造成大量山寨和抄袭公司唯产量论，粗制滥造和拿来主义盛行，恶化了整个行业的生态。更坏的是，补贴抬高了市场出清的门槛，使得本应该淘汰的坏公司一直占据着市场空间和市场资源，让好公司被迫付出更多的竞争成本。

补贴不是供给侧改革，至少不是主力。放开市场，松绑管制，鼓励创新，保护产权，给文化产品的生产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将是撬动文化消费的“大杠杆”。这里面，肯定有难度，考虑到文化市场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风险，但不难也就不用请出“供给侧改革”这尊神了。

只要方向正确，再小的进步也欣然。文化市场的供给侧改革，恰是在对的时间，迎来了对的人。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首都文化消费周刊》在此，希望与您一见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