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胡润艺术榜》前不久发布了2014年度位列中国艺术品市场前三位中国画家的名字，分别是崔如琢、曾梵志和范曾。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这三位国画家和油画家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是比较活跃的。胡润榜的中国三甲画家2014年度在艺术品市场上成交额之和是10.3亿元人民币，是由三人总计618幅作品实现的。我由此想到了那位后印象时期的法国人保罗·高更，他的那幅《你何时结婚》的作品，今年2月被私人以3亿美元洽购。高更一幅作品的价值便远远超越了中国前三位艺术家在艺术市场上一年全部618幅作品的价值，这就是全球国际性艺术大师的市场范儿。胡润艺术榜的发布使我们就更应该有中国亟须有国际性艺术大师的企盼。

解放以后，美术界随着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曾经有过一段相当辉煌的时期，虽然那时物质条件匮乏，但却是大师辈出的时代。如果说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的身上还烙有旧时代教育的印痕，那么潘天寿、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蒋兆和等就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新时代的熏陶。特别是石鲁和黄胄，他们在绘画艺术上的成就都是在解放后才取得的，属于新中国早期培养出的能达到大师级水平的画家。

现在的画家特别是名画家，所处的环境包括艺术氛围、工作条件、物质生活都是中国历史和美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好时期，但为什么就是只见高原不见高峰了呢？有的美术评论家甚至十几年前就“呼唤”大师的归来和诞生。

有人认为，当代画坛似春秋战国格局，群雄并起，各是一方诸侯，既无睥睨群雄者，也无众人服膺者。很多名家水平接近，缺乏那种拔兀而起的人。当代画家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没有那种突破巢臼、令人耳目一新而达到里程碑式的建树。

也有人认为，中国画和中国画家表现的是文人的雅兴和笔墨的欣赏，中国画家缺乏深邃的思想性和对客观世界的感悟，缺乏意识引领的前瞻性，画家作品的表现苍白无力且没有深刻的思想内涵，那种在画面上加一个虫子就要再加收钱的东西怎么能是大师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品呢？

还有人认为，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商品经济发展还不是很高，艺术家对于物质的追求还没有得到基本的满足，无论是国民经济还是书画艺术都处于发展阶段，随着艺术家经济基础的稳固，艺术创作也将回归于社会和自然。艺术将超脱于商品，不再是依附于市场的附庸和陪偶，不需要再仰仗市场的鼻息，那个时候中国书画的发展会有质的提高，会有大师的出现。

更有人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60余年的美术教育是失败的，失败的标志是没有培养出大师，不如民国时期美术界的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特别是中国画的教育与培养，从教材、方式、方法、讲授都是错误的，要坚决抛弃西画的影响，走一条有中国画特色的教育教学之路。

第一种观点是艺术水平论，第二种观点是中西比较论或西方崇尚论，第三种观点是市场制约论，最后的观点是教育失败论或强调国粹论。这几种观点多少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却认为，理由可以找出千万条，但根本的原因是：美术界现在最缺乏的是批评。

大家都知道在反腐的风暴中，面对着一个个落马腐败官员的案件，人们都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多年来缺乏动真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而尖锐的批评和教育是约束和管控官员走上贪腐道路的有效措施之一。将对官场上的这种共识引申到美术界，我们就能够比较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官场中缺乏批评会失去对官员个人行为的约束力从而导致腐败，而文艺上缺乏批评会导致艺术的停滞不前，将阻碍艺术调整机制的运行，包括竞争、借鉴、学习、调整，缺乏艺术批评正是当今中国美术界无大师的重要原因，而只有批评、批评、再批评才是中国美术事业真正发展的动力。（作者系著名艺术市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