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违规举牌西藏旅游，胡氏兄弟（胡波和胡彪）被上市公司大股东告上法庭，并在日前被法院禁止在诉讼判决生效前行使股东权利。相较其他违规举牌的案例而言，胡氏兄弟违规举牌的后果算是较严重的了。由于违法成本不高，违规举牌的事件在资本市场屡禁不止，在业界人士看来，违规成本太低纵容了违规举牌的发生。实际上，有些举牌人的违规举牌可能并非不懂相关法规那么简单，背后可能还带有恶意收购、操纵股价、内幕交易等行为，这也考验监管层的查处决心和力度。

违规举牌多 上市公司频中招

以胡氏兄弟违规举牌西藏旅游为例，7月上旬股市暴跌时，他们两人分别通过浙商证券普通账户和招商证券的信用担保账户大量购入西藏旅游股份，持股比例一举从3.1%增至9.59%。然而，胡氏兄弟在合计持有西藏旅游的股份达到5%时，并没有及时披露权益变动信息，也未停止增持行为，以致违规举牌的股份比例达到4.59%。

其实，违规举牌的事件在资本市场颇为常见，此前就有典型的自然人刘榕违规举牌零七股份、自然人王斌忠违规举牌上海新梅等案例发生。刘榕是操作多个普通证券账户和融资融券账户，买入零七股份，股份一举达到7.16%，且未及时披露；王斌忠则是操控15个拖拉机账户违规举牌上海新梅，也并未对持股情况进行及时报告和公告。

而根据《证券法》第86条规定，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家上市公司股份达到5%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这个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持有股份达到5%后，股份每增加或者减少5%，应当进行报告和公告，且在报告期限内和做出报告、公告后两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违规成本低  最重仅罚60万元

违规举牌上市公司股份的案例时有发生，但是违规者遭到的处罚却不尽如人意，换句话说，就是违规举牌的成本显得太低。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违规举牌方遭到的处罚普遍以被警告或者罚款几十万元为主。例如，深圳证监局对违规举牌零七股份的刘榕做出的行政处罚是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宁波证监局对违规举牌上海新梅的王斌忠做出的处罚是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的罚款；胡氏兄弟是被西藏证监局予以警示，并遭上交所通报批评，然后还被西藏旅游大股东国风集团提起诉讼，并已被法院暂时禁止行使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

针对于此，上海杰赛律师事务所证券部主任王智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违规举牌之所以频发，主要原因或许并不在举牌人不懂法，很多时候可能是明知故犯。他认为，根本原因仍在于监管部门目前仅从信息披露违规的角度查处违规举牌，违规人违法成本极低。

而如果是按不及时披露应披露举牌信息的角度来查处违规举牌的话，那么根据《证券法》第193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60万元的罚款。也就是说，目前违规举牌面临最重的处罚也就是警告加60万元的罚款。

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资本市场违规举牌此起彼伏，究其根源在于监管机构的处罚力度太轻，这等于监管层在变相纵容违规举牌。

违规意图深  应深挖背后原因

如果是按当前监管层只从信息披露违规的角度查处违规举牌，那么，违规者等于只存在未及时报告和披露举牌信息这项违规行为，而事实上，有些违规者的违规意图可能远没有这么简单。

宋清辉指出，“违规举牌的背后可能涉及到很多问题，如内幕交易、操纵股价、恶意收购、做空等，这些都有待于监管层的大力查处”。王智斌也同样认为，相对于“低廉”的违规成本，违规者大规模突击增持或减持所带来的收益更具吸引力，而之所以会有巨大收益，往往是因为这些交易背后存在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各种形式的“坐庄”等更深层次的证券违法违规行为。

以今年5月违规举牌的自然人何学忠为例，他举牌卓翼科技的时间就非常微妙，“精准”地落在了上市公司筹划定增之前。据卓翼科技披露，何学忠举牌的时间为5月12日-29日，而该公司是在6月2日晚间公告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另外，王斌忠通过15个拖拉机账户违规举牌上海新梅也被认为是恶意举牌，他最终夺取了上海新梅大股东之位。

因此，王智斌建议，面对违规举牌时，监管部门不能仅从信息披露的角度进行查处，应深挖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司法部门查处。

北京商报记者 马元月  叶龙招/文 韩玮/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