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艺术北京走过了第十个年头，作为艺术北京的创始人，董梦阳将更多具体细节的工作交给了新的团队。看似退居幕后的董梦阳有着新的计划——在东五环附近做一个与艺术北京品牌配套的美术馆。十年的艺术博览会经验让他认识到，在市场先行和教育严重滞后的情况下，博览会承担起了一部分教育的义务，交易指标不是衡量博览会成功与否的单一标准。

北京商报：新任执行总监李孟夏的加入，为本届艺术北京带来了一些他个人化的特点，但这也会让人感觉到本届艺术北京您似乎退居幕后了。

董梦阳：今年这个新的执行团队更年轻、更职业，李孟夏的加入也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体验，最终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我也谈不上完全退居幕后，要领着新团队让他们熟悉博览会的每一个环节。接下来，曾经担任东京艺术博览会执行总监的金岛隆弘也会加入，还会有一个新的运营总监。

新团队确定后，我接下来计划做一个美术馆，十年艺术博览会的经历让我觉得艺术市场发展离不开教育，没有教育作为一个定海神针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艺术市场不可能发展得那么有序。这个美术馆也是艺术北京作为博览会商业属性之外的一个配套设施。

北京商报：设计北京一直是您的一个愿望，今年终于实现了。本次设计馆亮相给艺术北京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效应？

董梦阳：比我想象的好得多，总体是加分的。在设计馆的销售基本让我满意的前提下，它吸引了很多人群。设计是在实用和艺术之间的东西，大家也许因为实用而接触到艺术，而最后喜爱艺术。我一直认为设计可能是应该走在艺术之前，但我们却先有了艺术市场，就像先有拍卖，才有了画廊，中国的情况总是倒着来的。欣慰的是今天终于看到了一些跟美术有关系的东西，同时设计家也是想补市场这么一个空缺，我想设计馆在未来可能会促进艺术北京的成长和销售，这件事可能会引发很多的后续效应。

北京商报：设计馆在经典馆、当代馆之间起到怎样的作用，是作为一种过渡的存在还是一个更加亲民的入口？

董梦阳：我想应该都有。在未来它会是一个教育，或是一个引导的桥梁。很多人也许真的不关心艺术，但是关心自己的生活，这就需要我们为二者做许多的渗透工作。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有一些教育的功能在里头，在教育滞后，艺术教育更加滞后的时候，而艺术市场又提前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市场行为去做教育。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博览会变得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而不是交易这个单一标准。

北京商报：今年设计北京的出现为博览会新添了一个展馆门类，往后的发展会是越来越细分，例如会单做影像馆？还是要逐步打破门类之间的界限？

董梦阳：我想得有一个过渡，不可能过早的那么细分。细分是一个市场成熟的表现，当你拥有了一堆人专门收藏摄影的时候，你可以做摄影博览会，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个人群，不具备收藏专业艺术人群的时候可能把它过早的细分会变得让我们很事倍功半。我尽量在艺术北京的过程中把它交融在一起来培育市场，在市场相对成熟的时候再细分。

北京商报：看到您为艺术十年写的序，多次使用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和国家有所贡献”的措辞，十年了，一点一滴的稳步发展，不着急扩张，谨慎考虑可能的大变化，是您的节奏。但从理想情怀上，您是否也经历了一些转变，形成今天这样立足于本土，真真切切从公众和社会层面的角度出发？

董梦阳：其实，这是特务实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不为本土这些人着想，那我觉得艺术北京走不到十年，未来也更不可能走下去，仅仅满足几个外国收藏家的需求，这件事养活不了我们。我没有把自己夸大，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和藏家、观众一起去进步、成长和改变，我想这件事情反而是更务实的。

北京商报：作为一个基于商业属性来发展的博览会，承载了针对社会公共的教育理想，并在设计与艺术的先后、拍卖与画廊之间的本末倒置间努力使其呈现原有的逻辑和面貌，艺术北京似乎被您赋予了更多理想化的责任与义务。

董梦阳：这并不是个人情怀，只因为我沉浸在这里头时间长，思考的东西多。今天发达国家的道路也是未来我们要走的道路，有些规律是不可能跃过的。对艺术和文明的追求是人们吃饱了以后自然而然要往那儿走的，精神的需求不专属于某一个民族或者制度的，是人性的，人到了这儿就是要干这个事的，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更有态度、更诚实、更专业。

北京商报：在许多业内人士的心里艺术北京已经成为艺术博览会的品牌，接下来在发展方向上会有哪些变化？

董梦阳：我们请来新的团队，就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和期许，我们一定要向国际的高标准看齐。对于国际化我认为有两个层面的事情，一个是内容的国际化，一个是操作的国际化。我觉得操作的国际化更容易切入进来，我们如何把国际化的操作带到我们的服务，带到本土来，然后服务于我们的本土市场发展，有一天也会随着人们的教育和知识的开阔而渐渐包容其他文明的一些文化，而不是你强加给它，它真的接受不了，这就是内容的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周晓/文 董林/供图